二羊图

元·赵孟頫作

纸本墨笔

纵二五·二厘米

横四八·四厘米

藏美国弗利尔美术馆

赵孟頫《二羊图》看来似乎是一幅很简单的短卷,其实却是极其深刻奥妙的。

《二羊图》全画,除两头羊外,空无所有,亦无背景。右面的山羊,站立的姿势是身躯朝右,头部向左弯,作者利用羊背上的线条把这个弯自然地显示出来。羊身上又长又直的毛画得非常工细,两旁的毛轻软地垂下来。整个形象显得浑身是劲。这头山羊弓起身躯,头部前伸,几达地面,张口瞪眼,尾巴上翘。相反地,左面的绵羊昂然而立,身朝左,头仍转右。圆胖的羊身上覆着的卷毛,是以不同色调的墨画出。绵羊以四条瘦小的腿支撑着身躯;三条腿是直立的,另一条则微弯。羊的头高昂,面露一片平静安详的神态。

由于没有背景的关系,这两头羊就成了我们观察此画时的焦点,更使我们对二者之间对比的特征不容忽略。举例来说,两羊站立的姿势是反向的,它们的身躯朝着相反的方向,而头部回转,使两个主题产生联系。山羊的俯视和绵羊的昂首成一对比;而且,前者表现出动态,后者却是静穆而从容自如。不过这两个同被称为“羊”的动物间最明显的差异,是见于那些飘垂的长毛和那些卷曲的短毛。赵氏的《二羊图》是纯粹用墨和各种笔法画成的。画者用一枝颇干的笔画出山羊那长直的毛质,又用一枝较润湿的笔来强调绵羊身上各处斑斓的卷毛。这两头羊的身体各部,如头、耳、眼、双角和四足,都是用不同的笔法画成的。事实上,画中两羊所具有的写实法,显示出画者对于传统中国画的技巧,曾经受过严格的训练。

赵孟頫在空白的背景上画上两只羊,如此的构图竟然成于元代,可以肯定地说是受了古代名家的影响。赵孟頫的自题已指出此点。故宫博物院收藏传为唐代韩滉所作的《五牛图》,对于赵孟頫所受的影响,可能给我们提供了一点线索。细看韩滉的《五牛图》,便会发现虽然五头水牛若非以轮廓画出,便是以正面的立体形象画出;但画者企图在色彩和姿势上,使它们略作变化。在同一主题的范围内制造出变化这个概念,是唐人构图中典型法则之一。在这里,画者把五头水牛画于一幅差不多毫无背景的横卷上,用微妙的变化来避免单调的气氛,对于这种构图上的技巧,赵孟頫似乎极为明了。事实上,在他所画的《二羊图》中,他已摄取了这幅画若干最佳的特点。首先,山羊的姿势与韩滉画中最右面的水牛所立的姿势不无相似之处,二者的头都是往地面低垂。同时,山羊略为缩小的四肢位置,可能是脱胎自中间那头水牛。绵羊的姿势很可能是以第四头水牛为蓝本,而一身羊毛则仿自右起第二头水牛身上的斑点纹。总而言之,赵氏这幅画与韩滉作品之间在绘画上的关连,已足够显示出前者很受后者的影响。

赵孟頫作品的巧妙处在于他能够吸取唐画的精髓,从而演化为一个新的综合。大致上,他仍保留着几分唐代动物画中分段的间隔,井然有序的排列和写实的宗旨。这种继往的精神就是赵孟頫画法中正统的成分。但在《二羊图》中,他把分段的间隔很巧妙地附属于一个独立的整体,而两半则相辅而成;又以复杂而精密的构图来替代井然有序的排列。如果唐画在组织上似乎多少是附属性质的,那么元画却是在一个单独的组织中达到统一。赵孟頫作画手法高妙绝伦,以致他的题款在整个概念中所起的作用,较元代以前画迹上的题款所起作用远为重要。这数行字体虽然在构图的左面自为一个体系,但实际上却是造成画面统一的部分,而且由于这数行墨迹具有双重作用,既可和两羊作为对比,同时亦因与两羊同为水墨的产物而相辅相成,故这数行墨迹已成为构图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身为一个文人画家,赵孟頫当然熟悉象征性的表现法。他画《二羊图》时,很可能心中已有苏武的故事,而且也似曾画过一幅这样题材的画。这是一幅题为《苏李泣别图》的绢本画,载于两部明末清初的画目中,一部是吴其贞纂的《书画记》,另一部是姚际恒纂的《好古堂书画记》。前者谓其作者于1673年在杭州亲见此画,并加以如下的描述:

画苏武李陵作别,有号泣状,有一羊立在前面,有留恋之态。左右车夫人马,皆似候起程意思。用笔工细,而有秀嫩之妙,非松雪妙手,孰能到此。为超妙入神之画。

吴氏随谓此画为一位鉴赏家姚友眉所得,而姚友眉可能是姚际恒之父。姚际恒在其目录中关于此画的记录,与吴其贞的甚为相近:

赵松雪《苏李泣别图》,大横幅,画羊衔苏衣,苏顾羊痛泣,李惨容对之。其余男妇,及橐驼、马、羊之类以百数。气韵生动,笔致精微,全法唐人,为文敏画中第一。

赵氏那个时代已为人知晓而又流传到今世的一幅横卷《牧羊图》,为周文矩(10世纪)所作,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画中“文矩”的署名是后人加上的,在1961—1962年台湾故宫艺术品展出于美国的目录中,把此画的标题改为《苏李别意图》。这幅苏武与李陵的画之所以特别和赵孟頫的《二羊图》有关,是由于赵氏必定知晓这幅画。在《苏李别意图》的印鉴中,便有他的“天水郡图书印”,这是此画曾属于其藏品的明证。

二羊图

我们把《苏李别意图》和《二羊图》作一比较,便会发觉二者之间的关联,而赵孟頫所隐藏的涵义,亦会变得更为分明。虽然两图间没有多大显著的相同点,但细察之下,便能看出画家是特别得益于这幅画的。两图同是横卷,而构图亦同是以两人或两畜为中心。前图用的是典型的叙述性风格,画的中央画有两人,左面穿白衣的是苏武,右面穿黑衣的是李陵;左方的背景画一牧人及羊群,后面是白皑皑的山峦,而李陵的侍从马匹则立于右方。画者尝试用象征性的画法,羊群所聚之处,土壤肥沃,而人马所立四周,则贫瘠荒凉,二者成为强烈的对比。再者,整群羊都画得生气勃勃,而那边的人马则或呼呼入睡,或作憩息状。最有趣的是一头站在高处的绵羊,它的两角上翘,正在上面傲然观望整个情景,其站立的姿势,和赵孟頫《二羊图》中的绵羊完全一样。

在《二羊图》中,左面绵羊的傲气似乎反映苏武的精神,而山羊的屈辱神色则似代表李陵。两羊的布置亦反映出是渊源自那幅《苏李别意图》。就是空白的背景也似乎暗示雪地和沙漠的荒芜。赵孟頫对故宋尽忠的问题,使他不能明言苏武牧羊的故事所含的隐喻,而且,也不能把这个主题实实在在地画出来;他早年曾经试过以传统的方式来画这幅画,但现在既身为一个誉满天下的学者和官员,他下笔便不得不更为玄奥。是以,在他探测文人画的各种可能性时,赵孟頫发现他若要表达十分严肃的思想,也可以采取一种随和、甚至正如他在题款所说的戏谑态度。因此,对深思的文人来说,两羊的题材会立刻引起苏武忠节的联想,而对其他的人,这个题材就只是一幅平常的动物画,这正是赵孟頫在大德五年(1301),大约是《二羊图》画成之时,所说一段话中的意思:“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

赵孟頫常肩负着他对宋室不忠的道义重担,而且在他的诗画中表示出来。虽然他因身仕元人,只能把这种感触以十分隐晦的手法表露出来,然而他的象征主义却逃不过后世鉴赏家敏锐的眼光。明初鉴赏家在已佚的画跋中把赵孟頫《二羊图》解作苏武的忠节并非出于偶然或主观的臆测,而是以赵氏在元初所处的窘境作为充分的根据。事实上,赵孟頫在假装以游戏性质画这幅画时,很可能心中已负荷着这个沉重的道义重担。在他的诗词中,他一再表示羡慕那些古代的忠臣,而对自己曾晋身仕元感到悲哀。藉着一幅简单的画把道义上的责任感表达出来,这个观念和儒家在乱世中应负同样责任的看法完全吻合。

并且照各跋所言而论,其所以在17世纪自这幅画脱佚,并非巧合。明初政治环境的转变,使一些鉴赏家能够把他们领悟到的赵孟頫的寓意表达出来。但这些题跋者,就是在明初也还不能完全自由发表意见的,因为那位多疑的明太祖的强暴手段逼使不少人将其真实感情藏于心底,特别是和忠于前朝有关的事情。这种压力或许就是其中数位作者所以不署以真实姓名的原因。再者在清初的政治气氛下,忠节的问题又再成为众矢之的(尤以和身仕“外族”朝廷有关的问题为然),文人到处受到迫害,假定有些藏家认为需要割去画上的跋语,只留下僧良琦为首那段没有提到苏武的跋,似乎也是颇合理的。不过,幸亏有了收录这些其他跋语的较早期著录,我们今天得以把赵孟頫对绘画上的形式、风格和涵义的入手法门作更深入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