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唐· (传) 梁令瓒作

绢本设色

纵二八厘米

横四九一.二厘米

藏日本大阪市立美术馆

此图卷首篆书“五星及二十八宿神形图”,楷书“奉义郎、陇州别驾、集贤院待制(以下有损,似为太史梁令瓒上)”。前画五星,后画二十八宿,现只存自“角”至“危”十二宿神形。逐段篆书题其星、宿名称及形象,字体比图名的篆书稍大,似非一人手笔。卷后有董其昌和陈继儒跋,董其昌认为吴道子画,陈继儒则说:“其为阎立本无疑。”此图分上、下两卷,上卷清末藏于北京完颜景贤家,下卷流落日本,民国初年上卷亦流入日本。

此图经宋内府收藏,元、明、清三代皆有著录。元夏文彦《图绘宝鉴》称系梁令瓒所画,并云:“以善画人物,知名唐开元时,按李伯时云:‘令瓒画甚似吴生。’”明何良俊《书画铭心录》同意其说。但明张丑《清河书画舫》则称梁张僧繇画,“状貌奇诡,笔墨精微,尤是设色浓古,位置尔雅,在阎立本、吴道子上……故赵松雪跋极称许之”。清安岐《墨缘汇观·名画续录》虽亦作张僧繇画,但指出:“世传有二”,“盖当时因其图卷过长,难于卷舒,分绘前后二卷,此其一也”,“前画五星像,后宿自‘角’至‘危’,仅十二神形,后有余绢,押‘宣和殿宝’大玺”,“卷上还有双龙方玺及宣(和)正(和)连玺”,而“董思白、陈眉公二跋,一为吴道子,一为阎立本,皆非,大似唐人临本,不然,即令瓒之作也”。综上所述,主要有以下几点。关于此图年代,在元为唐,在明、清为梁,但梁画早佚,无可参证。至于作者,李伯时认为吴道子,张丑认为胜于阎(立本)吴(道子),董其昌、陈继儒分别主张吴、阎,安岐认为非吴非阎,应为唐摹或令瓒真笔。看来安说比较可信,因为此图行笔虽然劲利而十分细谨,线条宽度基本一致,不像吴生两头细中间粗的莼菜条,却近似阎立本的铁线描,同时设色浓厚,不尚浅淡,亦去吴远而去阎近。如果出于唐摹,不妨说是学阎之凝重而参以秀润。

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

中国古代天文,对五星观测起源很早,而对二十八宿的了解则始于渭水周族,以赤道距度为凭测天,表现了这一学科的进步和特色。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古代天文学与占卜相联系,往往赋予五星二十八宿以人形、兽形、鸟形及器用等,《五星二十八宿神形图》即属此类的图绘。梁令瓒除工人物画外,还精天文学、数学,他曾和著名的天文学家僧一行奉诏作“大衍历”,并参加制造浑天仪、黄道仪,因此图绘星宿时,还蕴含着当时天文学中的哲理因素及其对自然现象的理解。

“五星二十八宿”指:东方岁星、南方荧惑、西方太白、北方辰星、中央镇星,东方苍龙七宿、南方朱鸟七宿、西方白虎七宿、北方玄武七宿。所画星宿或人或兽,或男或女,或骑牛或乘马,将神话传说、天文哲理、世俗理念、绘画构思等糅为一体,形成奇特的艺术效果。如荧惑星,画一驴首人身、肌肉发达之躯,盘腿于坐骑之上,生有六臂,持各种兵刃法器,驴首并无“人”意,双耳上竖、瞪眼张口,似乎在显示威力却又无腾腾杀气。坐骑头上生有两只朝天细角,又别无怪异之处。作者表现手法相当写实,人物、坐骑画法,颇为细致,都是唐代风貌。再如太白星,作一女性,骑一神鸟,翱翔之姿翩翩如生,鸟羽作飘舞的流线型,潇洒飞动。又如骑马持弓的风星宿,可作为唐代典型的人物鞍马图,形体准确,运笔随意而不拘谨,人物面相生动,衣纹流畅,跨下的骏马,丰肥壮健,酷似唐韩幹之作。

此图画面风格并不完全一致,就衣纹表现来看,有勾勒平染的,有晕染出凹凸效果的;既有唐画格调,也有魏晋遗风。人物造形,有的面相作长形,额角眉上略凹入,尚有南朝“秀骨清像”痕迹;有的体貌丰肥,近于盛唐人物。用笔细劲而圆转,粗细变化不大。设色以黄色为基调,另有朱红、土黄、石青、老绿、嫩绿、黑色相配合。

今传盛唐卷轴画真迹传世极少,此图作于开元,尤为可贵,是研究这个时期人物画的重要参考。例如太白星图上的神鸟及另一宿形图下的花,都是先用细线勾勒轮廓,然后施以重彩并加晕染,可以窥见盛唐时期花鸟画的艺术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