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不笑不足以为道。故建言有之。

明道若昧，进道若退，夷道若颣，上德若谷，广德若不足，建德若偷，质真若渝，大白若辱，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

“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

————(《四十一章》)

鉴　赏

“大器晚成”之涵义，在现代汉语中是指贵重的器物需长期的雕琢才能制成，引申为真正的大才往往成就较晚。

然此成语原出于《老子·四十一章》：“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陈柱云：“晚者，免之借。免成犹无成，与上文之无隅，下文之希声，无形一例。无隅与大方相反，希声与大音相反，无形与大象相反，故知免成与大器相反。晚借为免，义通于无”(陈柱《老子集训》)。由此，“大器晚成”乃“至大之器无形体”之义。

“大器晚成”首先为“道”之征表。《二十九章》有言：“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不可执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王弼注为：“神，无形无方也;器，合成也。无形以合，故谓之神器也”(楼宇烈《王弼集校释》)。其中，“神”表“道”之“体”，即阴阳大化所含之至理，乃为形上者;“器”为“道”之“用”，即形而下之天地万物。“神”必然由“器”表现，“器”无处不蕴含大道之“神”。由此，“神器”和合，盖“道”之体用不离也。

“神”作为贯通天地人事之统一的根源，落实于“器”，却无具象化的表现形式。盖任何有形之“器”，皆为限定之物;而“神”作为大道之“体”却不可言，不可限。在此，作为“道”之“用”的“器”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形器物件，无形无象、不可名道，故曰“大器”，故谓之“大器晚(免)成”。

进一步地说，“大器晚成”可指称“得道之人”，即“闻道”而后“勤而行之”的圣人。《四十一章》云：“上士闻道勤而行之，中士闻道若存若亡，下士闻道大笑之。”上士之“德”，近若“神明”，发用不穷，若日月之光，普泽万世，恒久不息;表现于外，则明德惟馨，广被深远，其“德行、造化”乃“德”之“大器”也。无方无形、无声无臭，却无处不施，是以圣人之心虚无恬淡，清明昭寂;立身行事无为自然，深微浩远。故可超越善恶对立，与天地大道合而为一，臻达至善之境。此“德”乃“上德”也，所谓“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三十八章》)。然其“无为而恩流，不仁而泽厚，长育群生，为天下母”(严遵《老子指归》)，亦即“无为而无不为”之义。

然《论语·为政》曾有“君子不器”之说。即君子不应将己之生命作为获取外物的工具，其生之目的当为生命本身：“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论语·述而》)，使生命境界渐次提升以致“从心所欲不逾矩”(《论语·为政》)。在此过程中，君子依“仁心”而行必有所得，其“得”即孔子所谓之“德”。而此“德”向外发用，往往落实于有形之礼乐法度。然任一具体物象、任一特殊音声皆为限定之物，不可谓之“大”也;且礼乐纲常往往被异化，以致人心束缚、巧伪通达。此时，“器”并非是“德”显发落实后的主客交融之物，而仅有工具价值，“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三十八章》)。

同时，老子指出“大象无形”、“大音希声”，至大之象可超越一切具体形状，至大之音亦无“宫”“商”(即“宫音”“商音”)之分。故礼乐之声色，难启大德也。由此，“上德”之人，能超越礼法之限，心依于自然大道，行顺乎天地阴阳;无为淡泊，恬静自然。故一国之君，亦不可执于仁义礼法，而应以“大器”治天下，也即行“无为之治”。《庄子·天道》中，舜问政于尧：“天王之用心何如?”尧曰：“吾不敖无告，不废穷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妇人，此吾所以用心已。”舜向尧询问为政之用心，尧答之以“不以傲慢之心对待穷苦无依之人，不抛弃贫困之人，怜悯身死之人，爱少年，惜妇女”。于是，舜曰：“美则美矣，而未大也……天德而出宁，日月照而四时行，若昼夜之有经，云行而雨施矣!”尧之用心虽为美善，然气象不宏远，未达“至境”;圣人之治，应若天德显现，若日月光华、四时流转、昼夜更替、风云雨露，循环周转、宁静自然。尧随即感叹曰：“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即是说，舜之用心，乃合天德;尧仅合人事而已。由之，庄子曰：“故古之王天下者，奚为哉?天地而已矣!”天地之自然无为，德之至也，故人君应执“无器”之“大器”，本天地之德以为治。

推而论之，人此一生，“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庄子·齐物论》)，为物所役而永无休止，何不“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庄子·养生主》)。免成之“大器”，乃生命之无为自然。心与物交而不为所缚，随其自然以游刃其间，此乃生之大德，亦为至乐也。观世人终日执器以谋生，岂不悲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