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政闷闷，其民淳淳;其政察察，其民缺缺。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正复为奇，善复为妖。人之迷，其日固久。

是以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

————(《五十八章》)

鉴　赏

老子“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一语之所以能够广为流传，除了它与著名的成语故事“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相契合、相得益彰之外，还因为“祸”、“福”之得失是每个人都十分关注的一点，而老子却智慧地指出了两者相互转化的不确定性与模糊性，从而足以发人深省。对此，正如《老子·四十二章》所说的“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强调人间事象的乖异与不确定。

对于老子的这一思想，由于《老子》篇幅的限制，自隐的老子不便展开来详细述说。而以后西汉的刘安则在《淮南子》中则将人生道路的曲折和不确定集中揭示在了他的《人间训》中。以下我们来看看这人世间的乖异和不确定。

《淮南子·人间训》引《老子·四十二章》说：“故物或损之而益，或益之而损。”然后接着问：“何以知其然也”?刘安于是举例说明这人世间的乖异和不确定： 以前楚庄王在河雍之间的邲地战胜了晋国，凯旋归来后庄王要封赏孙叔敖，孙叔敖辞谢而不接受。后来当孙叔敖患痈疽快要死时，他对儿子说：“我如果死了，楚王一定会封赏你的，一定要推辞肥沃富饶的地方，只接受沙石之地。在楚、荆之间有个叫寑丘的地方，那儿土地贫瘠，所以地名也难听。当地的荆人和越人都信奉鬼神、讲究迷信，所以没人喜欢那里。”不久，孙叔敖去世了，楚庄王果然将肥沃富饶的领地封赏给孙叔敖的儿子，孙叔敖的儿子谢绝了，而要求封赏寑丘之地。按照楚国的法规，功臣的封禄传到第二代就要收回封禄，唯独孙叔敖一家保存了下来，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损之而益也”。

接下来刘安又举例说明这“所谓益之而损者也”： 从前晋厉公南伐楚国、东伐齐国、西伐秦国、北伐燕国，部队纵横天下，威震四方，没有阻碍也没有挫折。于是晋厉公在嘉陵会合诸侯，气横志骄、淫侈无度、残害百姓。国内无辅佐规谏的大臣，国外没有诸侯的援助。同时又杀戮忠臣，亲近小人。在会合诸侯的第二年，厉公出游宠臣匠骊氏的领地时，被栾书、中行偃劫持，囚禁起来;这时诸侯中没有一个来搭救他，百姓中也没有一个同情他，囚禁三个月后就一命呜呼了。本来每战必胜，每攻必克，然后扩展土地，提高威望，这是每个天下人都希望得到的利益，但晋厉公却因为这些而落得个国破身亡。这就是我们说的“所谓益之而损者也”。

除了上面的两个例子，刘安在《淮南子·人间训》中还列举了大量无法控制、难以理喻的事例，如“事或夺之而反与之，或与之而反取之”，又如“物或远之而近，或近之而远”，“或无功而先举，或有功而后赏”，“或害之乃反以利之，或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还如“或有罪而可赏，或有功而可罪”，“或贪生而反死，或轻生而得生”，“或誉人而适足以败之，或毁人而乃反以成之”等等。正是利害、祸福、是非之所由来，万端无方;利害、祸福、是非之限定，变化多端。我们不妨再看两例。

围绕着“害之乃反以利之”、“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的乖异事，刘安举例说： 以前阳虎在鲁国作乱，鲁国君命令手下人关闭城门搜捕阳虎，宣布凡抓获阳虎者有重赏，放走阳虎者要处罚。追捕者将阳虎层层包围起来，阳虎只得举剑准备自刎，这时有位守门人劝阻他说：“天下大得很，可以逃生，何以自杀?我将放你出城去。”于是阳虎得以冲出重围，在后面的追兵紧追不舍的情况下，阳虎挥舞宝剑提着戈奔跑冲杀。那位守门人乘混乱之机放阳虎出了城门。阳虎出了城以后又折返回来，抓住那位守门人，举戈刺他，戈刺破袖子伤及腋部。这时守门人抱怨说：“我本来就和你非亲非友，为了救你我冒着被处死罪的风险，可你反而刺伤我。真是活该啊，会碰上这样的灾难。”鲁国国君听说阳虎逃出城，大怒，查问阳虎是从哪座城门逃脱的，并派主管官员拘捕有嫌疑的守门人。鲁国国君认定凡受伤的守门人是阻拦阳虎的，要重赏;而没有受伤的守门人可能是故意放走阳虎的，要重罚。而在受伤领赏的守门人中，放走阳虎的那位守门人也在其中，这真可谓“害之而反利者也”。

那么又怎么称之为“欲以利之适足以害之”呢?刘安举例说： 以前楚恭王和晋国军队在鄢陵会战。战斗正紧张激烈之间，恭王受伤使战斗不得不停止。楚军中的司马子反口渴难忍而寻找饮料。这时侍从阳谷捧着酒献给子反。子反这人喜欢饮酒，见酒就乐不可支。子反接过阳谷递上的酒就喝个不停，没多久就喝得酩酊大醉，躺在帐篷里。恭王打算重新与晋军开战，便派人去叫子反，子反谎称心痛病发作不受召令。恭王于是驾车亲往探望，一进军中帐篷便闻到一股酒气。这下恭王大怒，说：“今天这场恶战，我为了取胜而亲临战场，受了重伤，现在指望能派上司马子反的用场，可他却成了这副样子。他实在是心中没有国家社稷的地位，又不体恤我军士兵。我没法再与晋军打下去了。”于是下令收兵撤退，并以耽误战事的罪名杀子反示众。这侍从阳谷献上酒，是爱护子反，并不想害子反，但想不到却害了子反，这就是“欲以利之而反害之者也”。

刘安于是总结道：“众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即众人只知道利就是利，弊就是弊，谁知这人世间的事却如此不确定、乖异。如上所述，关于这样的乖异事，刘安还列举了很多，限于篇幅，我们不再一一引述。

总之，这“玄乎”事窜端匿迹，“无状之状，无物之象”，“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十四章》)。设想，长期浸泡在这种社会环境中，长期踩踏在这种人生道路上，又怎能不产生“道”之模糊、不清晰、不确定的观念呢?老子如此，他的继承者淮南王刘安也是如此。只不过老子更具智慧，借“道”说事，将“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这样的乖异事象言简意赅地概括在了仅有五千字的《老子》文本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