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故闻之而不见，虽博必谬;见之而不知，虽识必妄;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不闻不见，则虽当，非仁也，其道百举而百陷也。

————(《儒效》)

鉴　赏

知行关系，一直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从先秦开始，哲学家对于知与行之先后、轻重、难易，各有所论述。孔子认为有“生而知之者”、“学而知之者”和“困而学之者”(《论语·季氏》)。老子则“不行而知”，“不出户，知天下”(《老子》四十七章)。墨子把认识的来源归结为“闻之见之”(《墨子·明鬼下》)，主张“口言之，身必行之”(《墨子·公孟》)。孟子主张人有“良知”、“良能”(《孟子·尽心上》)。荀子则明确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两汉以来，思想家们对这个问题亦多有辩难。到了明朝，王阳明以其不世出的“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生命实践，总结出了“知行合一”的命题。不过这并没有结束争论。直到近代，这个问题依然被反复讨论着。

一个很简单的知行问题，为什么会被没完没了地讨论呢?“没有调查便没有发言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两句话不就说尽了吗?难道两千年来中国最聪明的头脑，连这一点也悟不到?

看来，这还真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这个问题之所以“没那么简单”，关键在于“知”、“行”双方的转换机制上，尤其是“知”转“行”的机制上。

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处在不停的生命实践中。有实践就有认识，实践的程度越深，认识也就越准确、越深刻。这就是“行”转“知”。这是生命天然的机制，人人不学而能。难题出在“知”转“行”上面。我们不能事事经历，那么在生命实践中，就必然要大量地借鉴前人的经验。尤其到了当代，媒体异常发达，我们能“直接经验”的东西远远比不上通过媒体了解到的“间接经验”。如何才能让这些“间接经验”最大限度地转化为“直接经验”，至少也降低它的间接性，为我们直接的生命实践服务呢?增加“间接经验”的层次是一个方法，比如任何复杂一点的电器都会配备详细的使用说明书，电脑还会赠送教学光盘。但这是在工具使用领域，在其他生活领域，我们依然面临着一个“由抽象到具体”的问题，比如复杂的人际关系、重大的人生抉择，对此，任何人生格言都只能是参考;如果不巧碰到了互相龃龉的格言，那连参考也谈不上。面对这样的“由抽象到具体”，又该怎么办?一切思辨哲学在这里语塞了。

也许正因为如此，康德才绝望地表示，由抽象到具体，没有已知途径可循。

真的没有途径可循吗?笔者揣测，这里，应该就是中国历代哲人思考的起点了。恐怕只有从这活生生的当下困惑出发，而不是依靠静态的思辨，我们才能真正合于“道”，才能开启一扇扇生命的“众妙之门”(《老子》一章)。

这样，我们也就能明白为什么看似简单的“知行”问题会被中国历代最聪明的人饶有兴致地讨论不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