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耻不修，不耻见污;耻不信，不耻不见信;耻不能，不耻不见用。是以不诱于誉，不恐于诽，率道而行，端然正己，不为物倾侧，夫是之谓诚君子。

————(《非十二子》)

鉴　赏

这是荀子的“耻”论。

应该说，儒家是很看重“耻”的。“好学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耻近乎勇。”(《礼记·中庸》)“恭近于礼，远耻辱也。”(《论语·学而》)“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声闻过情，君子耻之。”(《孟子·离娄下》)“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孟子·尽心上》)这样谈“耻”的言论在儒家经典中几乎俯拾即是。

那么，究竟什么是耻?耻，应该是内心深处升起的一种羞辱感。“见污”、“不见信”、“不见用”，在荀子那个时代便是很常见的三种“耻”。那时一个人如果能将这三种“耻”铭记在心，应该说已经很难得了，“知耻近乎勇”。

可真正的君子所“耻”之处却并不在此。与“见污”、“不见信”、“不见用”这些外在的际遇相对，君子所“耻”的“不修”、“不信”、“不能”更偏向于内在的心理体验。以内在的心理体验为本，视外在的人生际遇为末;耻不能秉持这个内在的“本”，而不耻能否因此而获得外在的“末”，这便是孔门的“内省不疚”(《论语·颜渊》)。

但这并不是说，君子就应该如《汉书·董仲舒传》所说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管外在的功利。对真正的君子而言，任何外相变动，都不能干扰心中的大局(“不诱于誉，不恐于诽”)。正如围棋国手，每下一子，都要全盘考虑整个棋局的大势一样，真正的君子亦已在自己平淡的生活中建立了一种生命的“内时空”。每当外相入心，他首先不是对这个外相做简单的价值判断，而是为它在自己生命的“内时空”中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誉也罢，毁也罢，都不会去聚焦，不管它有多么强大，终究会在心中最合适的位置落下。而我只是“率道而行，端然正己”，在这独一无二的国土里做个“观自在菩萨”。

达到这种境界当然是很不容易的。这里真正的难点，还不在于外在的“他誉”、“他毁”，而在于由这“他誉”、“他毁”而引起的“自誉”、“自毁”。“他誉”、“他毁”的力量再强大，毕竟只存在于与人交接的一时，但其引起的“自誉”、“自毁”以及与此相关的种种成见却要萦绕在生活的时时刻刻。这才是真正的“物”，这才是真正的“心中贼”(王阳明语)。面对这万分强大的“心中贼”，你能做到“不为物倾侧”么?

做一名超道德的“诚君子”，实在比做那种恪守道德的道学先生更难。

怎么办呢?孟子曰：“守约。”这个“耻”字毕竟是来自普遍认可的社会规范，为什么不试着转化它，让它成为“内时空”的一部分呢?在这个过程中，先“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以期最终有资格“不耻见污”、“不耻不见信”、“不耻不见用”。说实在话，倘若没有“耻不修”、“耻不信”、“耻不能”的心理经验，却偏要说着“不耻见污”、“不耻不见信”、“不耻不见用”的话头，这就真的有点“无耻”了。“无耻之耻，无耻矣。”中国文化在宋以后的衰败，正与这种好高骛远的心态有关。

画虎不成反类犬，儒门的向上一路，难学，但中国文化要发展，中国士人要成熟，恐怕也只有这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