荣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体： 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通者常制人，穷者常制于人。

————(《荣辱》)

鉴　赏

大分，最大分界。常体，通常的体现。

这是讲荣辱与义利的关系以及由此而来的处世之道。荀子并不如汉儒一样否定利：“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汉书·董仲舒传》)，而是让人注意两者的实现顺序： 以“义”为出发点，利自然在其中;以“利”为出发点，不但得不到利，还会受辱。

那么，什么是义，什么是利，两者的区别在何处?

“义”的繁体字为“義”。《说文》：“义，己之威仪也。”段注：“古者威仪字作义。今仁义字用之。……威义古分言之者……威义连文不分者，则随处而是。……义之本训谓礼容各得其宜。礼容得宜则善矣。”“这意味着，‘义’的本意是指在巫术——祭祀的礼仪活动中行为、举止、容貌、语言的适当、合度”(李泽厚《说“巫史传统”补》)——宜。

中国古代虽说有各种各样的祭祀，但无论祭祀形式有多么不同，最核心的还是“心祭”。孔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论语·八佾》)便是强调这种“心祭”的重要性。“心祭”必“尚德”，而这个“德”，并非指个人的道德，而是“天意”、“道意”的显现。中国文化“道”、“德”连用，就是说，孤立的个人无所谓德不德，只有“道”本身才有真正的“德”。这个“德”，随时、随地、随事、随心而显，无标准、无规则、无定义，只看“当”与“不当”。所以，“义”的本义是“宜”。

那么利呢?《易·乾卦》曰：“利者，义之和也。”又曰：“利物足以和义。”“和，相应也。”(《说文》)我与天之德相应，我当然有德。有德之人，必得。义(宜)中可以有利，也可能无利，终是大利于我。因为“天”、“道”不可能不利于“我”。说到底还是一个“宜”。

但是，和世间的任何事物一样，一旦某种“义(宜)”反复出现之后，其内容必然被抽空，而形式被保留下来，从而发展成一个新事物。对这种新事物的认定，就成了一种新的“利”。而当新的“义(宜)”出现时，这旧的“义(宜)”反而会起阻碍作用了。当年改革开放时就是如此。如果依传统的社会主义理论，改革开放简直就是“见利忘义”。大力发展生产，搞市场经济，这不是典型的“求利”么?可三十年下来，事实证明，这“求利”，恰恰就是当年的“义(宜)”。

“义利之辩”，有时候是不能那么僵化的。

今天，我们又走到一个“义利之辨”的关口。今天的“义(宜)”是什么?这恐怕依然是要“摸着石头过河”的。但不管怎样，我们总该记住两千年前荀子的告诫：“先义而后利者荣，先利而后义者辱”，“荣者常通，辱者常穷”。只有这样，这一路上的关口，才能从容地迈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