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狗彘之勇者，有贾盗之勇者，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 争饮食，无廉耻，不知是非，不辟死伤，不畏众强，恈恈然唯利饮食之见，是狗彘之勇也。为事利，争货财，无辞让，果敢而振，猛贪而戾，恈恈然唯利之见，是贾盗之勇也。轻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义之所在，不倾于权，不顾其利，举国而与之不为改视，重死持义而不桡，是士君子之勇也。

————(《荣辱》)

鉴　赏

这是说“勇”，其实还是在说“义”。

《说文》：“勇，气也。从力甬声。……古文勇从心。”段注：“气之所至，力亦至焉。心之所至，气乃至焉。故古文勇从心。”这是说，虽然“勇”是一种“气”，但真正的 “勇”，还得在“心”上找动力。“匹夫之勇”和“士君子之勇”的区别正在此。匹夫以“气”为主，气之所至，勇即随之。士君子“以志帅气”，“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孟子·公孙丑上》)

正因为士君子之勇有这样的特色，所以荀子为这种“勇”加了个前提：“义之所在”。做到这种勇，主体必须有“集义”(《孟子·公孙丑上》)的功夫。“义”需要我“勇”，我便“勇”;“义”不需要我“勇”，我便不动。是之谓“义勇”。

真正做到这种义勇，是很不容易的。匹夫临难，浊气一升，“我跟你拼了”，这不难。但如果面对的是深入骨髓的某种观念呢?你还有“勇气”为了“义”而破除它么?当年岳飞朱仙镇大捷，正待直捣黄龙、恢复河山之时，接连收到了宋高宗的十二道金牌。此时的“义”，显然应该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但岳飞破除不了忠君观念，违心地撤了兵。这就不能说是“义”了。不“义”即是逆“天”，而“获罪于天，无可祷也”(《论语·八佾》)。

张居正则刚好相反。张居正在历史上的名声实在不是太好。但就是这个名声不好的人，可以打破“君为臣纲”的教条，将皇帝玩弄于股掌之上，也可以不管什么“君子小人”之防，与宦官结成统一战线，从而凭借其强力手腕，力行改革，为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延续了数十年的国运。这便是“义勇”。这种“义勇”，至其大处，实在可以颠倒乾坤。

今天我们的国歌，正叫做《义勇军进行曲》。任何一个中国人在唱这首歌的时候，都会感到心中升起的无限勇气。但唱完之后，我们是不是可以追问一下，这种勇气背后的“义”呢?只有“义”与“勇” 合一，才能产生真正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