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危则无乐君，国安则无忧民。乱则国危，治则国安。今君人者急逐乐而缓治国，岂不过甚矣哉!譬之是由好声色而恬无耳目也，岂不哀哉!

————(《王霸》)

鉴　赏

这里是说治国与享乐的关系。荀子认为，君主应该先治国，后享乐，而不应先享乐，后治国。先治国，为国家的一切事业打好物质基础，享乐亦自然随之。如果一开始就纵情享乐，将国事拋在一边，那最终就会导致亡国。

人究竟应不应该享乐?这向来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对待“乐”的态度一般有三种： 纵之，禁之，节之。“节”的态度看起来是最明智的。但是，这个“节”的“度”该怎么把握呢?

中国古人处理这个问题的方法与这三种态度都不一样，既非纵，亦非禁，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节(《周易·节卦》：“苦节不可贞。”)。它让“乐”处在其应有的先后次第上，使之与生活中其他“非乐”的部分合为一个整体。这样，就彻底避开了“纵之”(All)、“禁之”(Nothing)、“节之”(Part)的静态争论，从而形成了一种充满辩证意味的实践理性。

虽然这么说，但必须承认，要实现这种理性，在第一阶段，确乎是一个“禁”字(“先苦后甜”，“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忍不住跳过这“禁”的阶段的，是小人，是暗主;能耐心地走完这个阶段的，是智者，是明君。

古时候能走完这个阶段的“明君”并不多。刘邦初入咸阳，见秦宫室珍宝，就产生了“纵之”的念头，亏得有张良谏阻，才将这“急逐乐”的心思收了回来。李世民得天下，也劝臣下不要太放纵，说这不仅是为了老百姓，也为了他们自身及其子孙后代的富贵能够长保。唐玄宗李隆基早年也曾励精图治，可是到了后期却恣意挥霍，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