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民者强，不爱民者弱。

————(《议兵》)

鉴　赏

这句话出自《荀子·议兵》。荀子和临武君在赵孝成王面前讨论用兵之道，临武君认为天时、地利或是权谋变诈才是用兵要道，荀子反驳说这都不如用仁心使人民归附自己，君臣一心，军民同力，“故仁人之兵聚则成卒，散则成列，延则若莫邪之长刃，婴之者断，兑则若莫邪之利锋，当之者溃，圜居而方止，则若盘石然，触之者角摧”(《议兵》)，这样的军队自然战无不胜，所向披靡。

荀子认为国家的强弱取决于很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莫过于爱民与否。

君主用仁心爱护人民，好像汤、武那样，人民自然敬爱他，上下一心，则无坚不摧，“故近者亲其善，远方慕其德，兵不血刃，远迩来服。德盛于此，施及四极”(《议兵》)，施行仁义的人必定是爱民的，爱民就会尽其所能让人民安居乐业，那么远近的人民都会拥戴他，即使有战争，也能够达到不战而胜的最高境界;而桀纣这样的暴君，生活奢侈，暴虐无道，不知道怜悯人民。拿殷纣王来说，在其统治的后期，他任意残害人民，百姓和诸侯不堪其苦，渐生离心。就在武王伐纣的过程中，纣王众叛亲离，军队也倒戈相向，反过来帮着武王进攻商朝都城朝歌，正如《孟子·离娄上》所说：“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我们今天也会说“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荀子·哀公》记载了孔子的一句话：“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荀子·王制》也说：“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用水与舟的关系来比喻君与民的关系十分精妙恰当，后来唐代魏徵引此观点用来谏唐太宗：“臣又闻古语云：‘君，舟也;人，水也。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陛下以为可畏，诚如圣旨。”(《贞观政要·论政体》)“怨不在大，可畏惟人;载舟覆舟，所宜深慎。”(《谏太宗十思疏》)唐太宗接受了魏徵的观点并从中悟出了自己的心得：“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并告诫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鉴录》)唐太宗吸取了隋亡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存百姓”的重要性，他以农为本，积极改善人民的生活，减免徭役，降低赋税，使人民休养生息，自己则厉行节约。唐太宗在位期间，得到了各族人民的拥戴，国力空前强盛，历史上把这段时期称为“贞观之治”。

如果施行暴政，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或是只想着用严令繁刑来压制人民，以为这样就可以钳制人民，巩固自己的王位，那么必定会因为脱离人民而自取灭亡。比如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就主张以“威严之势”统治人民，“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韩非子·显学》)，认为对人民太仁慈了反而不容易治理，只有严刑重罚才能让人民心生恐惧而顺从统治，并且役使人民无时无度，“君上之于民也，有难则用其死，安平则尽其力”(《韩非子·六反》)，在国家有困难的时候，要求人民为国家效命，在和平时期，则要求人民全力劳动以供君主享受，不给人民喘息的机会。秦始皇采用了法家思想，统治残暴，徭役繁重，赋税沉重，思想上实行文化专制主义，焚书坑儒，导致民怨沸腾，最终人民忍无可忍，于是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动摇了秦的统治基础，公元前206年，刘邦率军抵达咸阳，盛极一时的秦朝灭亡。秦二世而亡，和统治者残酷对待人民不无关系。

民者，国之本也。因此统治者要发展经济，与民休养生息，真诚地爱护人民，使人民安居乐业，民富而后国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