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虽桀、纣亦不能去民之好义，然而能使其好义不胜其欲利也。故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

————(《大略》)

鉴　赏

义利之辩是中国自古以来备受关注的一个问题。

义即宜，指公正合宜的道理和行为;利是物质利益。义在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中，一直是居于主导地位的道德价值评判标准，也是人们恪守的行为准则。中华民族历来就是一个尚义的民族： 为了报燕太子丹的恩，荆轲慷慨高唱“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西渡易水，只身一人深入虎穴刺杀秦王;刘备、关羽、张飞为了拯救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在桃园结为兄弟，希望共同做出一番事业，一句“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至今还让人们感叹唏嘘;春秋时晋国忠臣赵盾被奸臣屠岸贾陷害而惨遭灭门，赵氏遗孤被程婴救出，而屠岸贾下令将全国一月至半岁的婴儿全部杀尽，以绝后患，为了保护赵氏遗孤和天下无辜的孩子，程婴决定献出自己的幼子代替赵氏遗孤，这些都是出于义的考虑而放弃个人利益。而利呢?传统的训导是君子不言利，似乎谈及利益就是可耻的，就不是君子了。但如果人人都甘于淡泊，耻于追求利益，个人和社会如何生存?如何发展?

其实即使是圣人孔子也丝毫不讳言他对利的追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论语·述而》)但若是“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同上)。荀子“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性恶》)，“好荣恶辱，好利恶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荣辱》)，也就是说趋利避害之心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与生俱来，即使是尧舜这样的仁人统治天下，也不能让人放弃追求利益，但是可以让人在义的统领下去追求正当利益;同时人生来也是有向善的本性的，即使是桀纣这样暴虐的君主，也不能完全使人放弃对义的追求，重义轻利就是治世，重利轻义就是乱世。

荀子认为，人们追求满足自身的利益是天性使然，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如何在义与利之间寻找平衡点。正如孔子所说：“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论语·里仁》)孟子更是视义重于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孟子·告子上》)西汉的董仲舒也在其著作《春秋繁露》中指出：“天之生人也，使之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对于利益的追求必须要在合乎义的范围内进行。

所以我们应该坦然言利，不必谈利色变，但同时又要以义统利，见利思义，所谓“君子义以为上”、“君子义以为质”，建立正确的义利观即重义轻利而非背义趋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