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结

癸卯岁，西原贼入道州，焚烧杀掠几尽而去。明年，贼又攻永破邵，不犯此州边鄙而退。岂力能制敌欤?盖蒙其伤怜而已。诸使何为忍苦征敛?故作诗一篇以示官吏。

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

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

并税有常朝，日晏犹得眠。

忽然遭世变，数岁亲戎旃。

今来典斯郡，山夷又纷然。

城小贼不屠，人贫伤可怜。

是以陷邻境，此州独见全。

使臣将王命，岂不如贼焉？

今彼征敛者，迫之如火煎。

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

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这首诗与《舂陵行》一样，都是诗人任道州刺史时的名篇，揭露官府的横征暴敛，同情人民的苦难遭遇。

诗前小序交代了写作原由。所谓“西原贼”及诗中的“山夷”、“贼”是对广德元年(763)即癸卯岁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压迫而进攻邻近州县的少数民族“西原夷”的诬称。此诗主要以“贼”之“伤怜”反衬“诸使”之“忍苦征敛”，揭露官府横征暴敛之狠毒有甚于“山贼”焚烧杀掠之凶残，所以“示官吏”，告诫官吏不要连“贼”都不如。

全诗可分四段。“昔岁逢太平”至“日晏犹得眠”写盛世之安乐。诗人早年曾有过一段隐居生活，与林泉为伴，以洞壑为家，或漫游淮阴间，或习静商余山。那时正值太平盛世，“井税有常期，日晏犹得眠。” “井税”借指初盛唐时的租庸调制。“有常期”是说有一定限额，不是泛征滥税，因此，社会稳定，人民安居乐业。诗人满怀深情地称颂往昔的太平景象，为下文写当今社会动乱不定、人民陷于水火作铺垫。

“忽然遭世变”至“此州独见全”重点写时世动乱。“世变”指安史叛乱以来的时局。“戎旃”是用毡子制成的军用帐篷，这里指战争生活。安史之乱爆发后，诗人结束了自安山林的生活，“儒生预戎事”，“境外为偏帅”(《寄源休》)，并对大局作出了有益的贡献。最突出的是乾元元年(758)充山南东道节度参谋时，招缉义军，配合李光弼，使史思明挫锐不敢南侵，保全了十五个城池。如今出任道州刺史，正值“西原夷”变乱。“山夷”第一年攻占了道州，第二年只“攻永破邵”而不犯道州，固然因为道州“城小”，还出于“人贫伤可怜”。这一事实说明道州人民确实已穷到无可搜刮的地步，同时说“山夷”不侵犯苦难深重的人民，也为揭露“使臣”的凶残作了铺垫。

“使臣将王命”至“以作时世贤”主要揭露“使臣”的残民本质。那些打着“王命”招牌来催征赋税的租庸使，一个个如狼似虎，竞向人民逼索，使本已走投无路的人民更陷于绝境。“山夷”对“人贫伤可怜”的道州不加侵犯，手持王命的“使臣”却对这里的人民“迫之如火煎”。诗人不由得怒火中烧，痛骂这些坑害人民的刽子手： “岂不如贼焉?”并庄严宣告：“谁能绝人命，以作时世贤?”怎么能够断绝人民的生路，去做一个统治者眼中的所谓“贤能官吏”呢?这是诗人对灭绝人性、伤天害理的“征敛者”的严厉抨击，对其他官吏的严肃告诫，也是自己“疾官邪，轻爵禄，意皆起于恻怛为民”(刘熙载《艺概》)这一心迹的明确表露。

最后一段从上文自然引出，进一步表明自己的志向操守： “思欲委符节，引竿自刺船。将家就鱼麦，归老江湖边。” “委符节”就是放弃朝廷的任命，辞职不干。“刺船”即以竹竿撑船。“就鱼麦”，住在生产鱼麦的地方，即归隐江湖。诗人虽然年轻时就有“在显名迹”(《文编序》)的愿望，但他心目中的良吏是“能保黎庶，能攘患难”(《道州刺史厅壁记》)，“能使孤寡老弱无悲忧，单贫困穷安其乡”(《崔潭州表》)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作为“宁方为皂，不圆为卿”(《恶圆》)的诗人来说，怎么能去做“绝人命”的“时世贤”呢?表示不如放弃官职，退隐江湖，不与其他官吏同流合污，残民邀功。

元结一向主张诗歌要反映生活现实，表达真情实感，发挥“救时劝俗”(《文编序》)的作用。这首《贼退示官吏》正体现了他的这一主张。诗人以质朴通俗的语言，真挚炽热的感情，指陈其事，直抒胸臆，通过前后对比和衬托，严厉痛斥残民邀功的“征敛者”，深刻批判“官”不如“贼”的社会现实，义正词严，正气凛然，足使顽者廉而懦者立，达到“示官吏”的目的。这正是元结诗歌淳朴浑成风格的典型特色。

(“使臣”两句)骂得妙! (谭评) 痛自切责之言。(钟评) 前诗(《舂陵行》)悲，此诗愤，仁人之言。(钟评) (钟惺 谭元春《诗归》卷二十三)

《贼退示官吏》若纯作剌时语，亦伤厚道。看首尾词意和平，可知古人用笔之妙。(张谦宜《岘斋诗谈》卷四)

邵(子湘)云： “村朴之中自有老气，此种诗亦不易学。” 沈(德潜)云： “痛自切责，不嫌直遂。” (章燮《唐诗三百首注疏》卷三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