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舂陵行 并序》(元结)

2024-02-24 可可诗词网-唐诗评析 https://www.kekeshici.com

元结



癸卯岁,漫叟授道州刺史。道州旧四万余户,经贼已来,不满四千,大半不胜赋税。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 “失其限者,罪至贬削。”於戏!若悉应其命,则州县破乱,刺史欲焉逃罪;若不应命,又即获罪戾,必不免也。吾将守官,静以安人,待罪而已。此州是舂陵故地,故作《舂陵行》以达下情。



军国多所需,切责在有司。

有司临郡县,刑法竞欲施。

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

州小经乱亡,遗人实困疲。

大乡无十家,大族命单羸。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

出言气欲绝,意速行步迟。

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

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

欲令鬻儿女,言发恐乱随。

悉使索其家,而又无生资。

听彼道路言,怨伤谁复知!

“去冬山贼来,杀夺几无遗。

所愿见王官,抚养以惠慈。

 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安人天子命,符节我所持。

州县忽乱亡,得罪复是谁?

逋缓违诏令,蒙责固其宜。

前贤重守分,恶以祸福移。

亦云贵守官,不爱能适时。

顾惟孱弱者,正直当不亏。

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辞。



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南方的少数民族“西南夷”因反抗李唐王朝的压迫而进攻附近州县,元结被任命为道州刺史去应付局势。但还未到任,道州已被攻陷。第二年五月,元结到道州时,已是“城池井邑,但生荒草,登高极望,不见人烟……堪征税者无几,已残败者实多,百姓恋坟墓者盖少,思流亡者乃众。”( 《上谢表》)真是十室九空,残破不堪。而皇家的征敛却变本加厉,有增无减: “到官未五十日,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皆曰:‘失其限者,罪至贬削。’”诗人对此极其愤慨,他甘冒抗命之罪,上书请免租税,并写了这首《舂陵行》反映道州人民的悲惨处境,以达上听。元结曾号漫郎,又呼为漫叟。称少数民族为“贼”,是诗人的局限。

全诗可分三部分。开头四句是总起,写赋税之繁与催逼之急。“军国多所需”,一针见血地揭示了造成人民痛苦的根本原因。一个“多”字,既表示出对统治者横征暴敛的不满和反感,又体现了对人民不胜赋税的深切同情。“切责在有司,有司临郡县”以顶针句的形式渲染紧张急迫的气氛。“有司”是指州县长官,他们怎样来聚敛“军国之需”呢?那就是“刑法竞欲施”,竞相施用严刑进行压榨。一个“竞”字形象地刻划出那些朝廷命官一个比一个更为凶狠的狰狞面貌。短短四句诗,深刻地揭示了人民长期所受的急征暴敛之苦,以深广的社会背景总起全诗。

是奉命惟谨地帮着行凶,还是挺身而出为民说话?富有正义感的诗人,不顾削职遭贬的风险,毅然为民抗争。当然,这种抗争不是没有思想矛盾的,自“供给岂不忧”至“不使存活为”就写这种矛盾心理。矛盾的焦点就是“供给岂不忧?征敛又可悲。”作为一个地方官,怎能不为供给军国之需而忧愁?但要向困疲不堪的人民去征敛又于心不忍。诗人以非常细腻的笔触写出了这一思想矛盾。

经过战乱和逃亡,小州人口锐减,即使是“大乡”也不足十户,“大族”人家也只留下孤单孱弱之人,而且穷困疲惫不堪: “朝餐是草根,暮食仍木皮”,讲话上气不接下气,行走步履迟缓。“大乡”、“大族”尚且如此,小乡小户则更不堪设想。面临濒于死亡的人民,诗人深情地说:“追呼尚不忍,况乃鞭扑之!”其悲悯同情之意溢于言表。

但是,作为朝廷命官,诗人又不得不为供给而忧,更何况“邮亭传急符,来往迹相追。”官府催征,急如星火,传令的人脚印一个接一个。这一“急”一“追”突出了催逼者的急切情状。对此,诗人一方面表示强烈的不满: “更无宽大恩,但有迫促期!”另一方面也曾设想过一些催缴的方案,但自己又否定了:叫老百姓卖儿卖女吧?这话一说出口,恐怕立即要引起变乱;没收他们的家产吧?那他们连最基本的生活资料都没有了,谁又忍心这样做呢?

在写了忧供给与悲征敛的矛盾心理后,诗人又交代了思想变化的关键,那就是他听到的“道路言”。去冬遭乱的时候,以为朝廷命官来了后对人民会仁慈一些,谁知道压榨盘剥更有过之,于是,内心的愤慨再也无法克制了,严厉谴责那些如狼似虎的“王官”: “奈何重驱逐,不使存活为?” “重驱逐”与前面的“经乱亡”相照应,揭露了陷民于水火的“王官”比“山贼”更凶残的本质,这既是人民的怨伤之言,也是发自诗人内心的愤怒抗议。

最后一部分写诗人决心静以安人、违诏待罪的坚定态度。人民的怨愤之言已使诗人从思想矛盾中惊醒过来,自己是一州刺史,安民乃是本分,绝不可因催逼过紧而致乱;又想到以往的贤吏都能谨守职分,哪里因个人祸福而改变?自己绝不愿为适合时宜而去逢迎上司,何况人民是如此贫弱困苦,更不能违背正直爱民之道。就这样,诗人毅然决定“逋缓违诏令”,违抗诏令,缓征税租,当然要蒙受责罚,但也心甘情愿,并且写好这首诗,等待时机,希望上达君王。

元结很重视诗歌的社会功能,认为应“极帝王理乱之道,系古人规讽之流”(《二风诗论》),达到“上感于上,下化于下”(《系乐府十二首序》)的目的。这首新题乐府就是为“感于上”而作的,诗中真实地反映了道州人民由于频繁的战乱和沉重的赋税而在死亡线上挣扎的悲惨处境以及自己宁违诏以安人,不肯邀功以请赏的情怀。诗歌语言朴素,表现自己的心理活动,真实细致,感人肺腑。三年后,流寓在夔州的杜甫读了,大为感动,写了一篇《同元使君〈舂陵行〉》,在序中惊喜地说: “今盗贼未息,知民疾苦,得结辈数十公,落落然参错天下为邦伯,万物吐气,天下小安可待矣。不意复见比兴体制,微婉顿挫之词。”在诗中,更热情地称赞说: “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指元结的《舂陵行》与《贼退示官吏》)对秋月,一字偕华星。”对元结这首诗的思想和艺术都作了高度的评价。

漫叟所以能然者,先民后己,轻官爵,重人命故也。(黄彻《溪诗话》卷六)

元结刺道州,承兵贼之后,征率烦重,民不堪命,作《舂陵行》。其末云:“何人采国风,吾欲献此诗。”以传考之,结以人困甚不忍加赋,尝奏免税租及和市杂物十三万缗,又奏免租庸十余万缗,困乏流亡尽归。乃知贤者所存,不特空言而已。( [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六)

诗忌拙直,然如元次山《舂陵行》、《贼退示官吏》诸诗,愈拙直愈可爱,盖以仁心结为真气,发为愤词,字字悲痛,小雅之哀音也。(施补华《岘佣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