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

白居易的诗作以讽喻诗成就最高。他在《新乐府序》中强调诗歌要反映、干预现实的社会生活，并且要力求“质而轻”、“直而切”、“核而实”、“顺而肆”。这些现实主义创作原则在他的《新乐府》五十首中得到了完整的体现。

唐宪宗元和四年(809)，江淮、关中一带旱情严重，饿殍遍野。而官府却照样强征赋税，逼得农民拆屋卖地，家破人亡。当时新任左拾遗的白居易上书力谏，请求减免灾区赋税，改“和籴”为“拆籴”，让农民有喘息余地。同时，对于“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递进闻于上”。但当他苦苦等到宪宗皇帝免放京畿地区赋税的诏书颁发下来时，农民已被剥夺殆尽。他一腔悲愤再也压抑不住，一气写成了《杜陵叟》这首著名的乐府诗。

全诗通过一个家住京城东南杜陵的老人的不幸遭遇，描绘了一幅天灾加人祸造成的农村的悲惨图景。

杜陵叟靠种十几亩薄田维持生活，辛苦一年却因旱灾、霜灾不断而落得苗黄穗枯，颗粒无收。开头六句写天灾，作者对农民的同情、关怀溢于言表。然而那些冷酷“长吏”明知灾情严重，却我行我素。接着诗人把讽刺的笔锋对准地方官吏，说他们对上欺瞒，故意“不申破”，加倍凶恶地向农民催逼赋税，致使象杜陵叟这样的农民典桑树，卖田地。这些赖以为生的命根子失去后，“明年衣食将何如?”这是老人沉痛的自问，也是对悍吏悲愤的控诉。诗人面对这“核而实”的巨大不幸，再也抑制不住心中的怒火，由第三人称的叙述急转为第一人称的痛斥： “剥我身上帛，夺我口中粟。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表现了对人民真切的同情，对地方官吏强烈的痛恨，爱憎分明，感情激切，奏出了唐诗乃至整个古代文人诗中罕见的强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诗人能用这样激烈的言词，尖锐地抨击弊政，确实难能可贵。

接着诗人又描画了一个可笑之至的戏剧性场面：在刮尽民脂民膏后，里胥手捧着皇帝的“免税”诏书遍告乡里，显示皇恩浩荡。然而，“十家租税九家毕，虚受吾君蠲免恩。”末句一个“虚”字，无情地揭示出封建统治者无情剥夺与仁政欺骗间的内在联系，也是对自己上书请求免税最后落空的深深叹息。

白居易是抱着“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的宗旨创作乐府诗的，他希望宪宗能实现“尧舜之治”，因此，他的本意并不想将指斥的矛头对准皇帝本人，然而“作者未必然，读者却不必不然”。从结尾那充满讽刺的戏剧性场面中，我们已能清楚地看到里胥、长吏和皇帝在无情地剥夺人民最后一颗粮食上，是完全一致的，皇帝恻隐之心的姗姗来迟绝非偶然。

《杜陵叟》全诗明白如话，叙事、议论、抒情浑然一体，真正体现了新乐府诗歌表现形式上“顺而肆”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