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

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

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

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

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

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李白《古风》共五十九篇，本诗居其首，属论诗述志之作。

开头两句，是诗人评论与思考的出发点： “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诗序》云： “雅者，正也。言王政所由兴废也。”《诗经》中的“大雅”是西周的政治诗，这里代表雅正中和的正统诗风。《论语·述而》： “子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这里就以“吾衰”代指孔子自叹衰老。回顾诗歌发展的历史，诗人不禁深深感叹：随着西周的衰落，象“大雅”那样反映社会政治的诗篇早就无人创作了，但总还有孔子为之删订、传习，使其精神得以张扬，而孔子老去以后，又有谁来弘扬这一传统的诗道呢?视《诗经》为诗歌的最高典范，视孔子为正统诗道的维护者和发扬者，这并非李白一个人的认识，可以说是当时一般诗人所共有的态度。当然，其着眼点并非《诗经》的形式，而是其强烈的现实意义与美刺作用。本诗就是从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来评论诗歌发展的历史和抒发自己的怀抱的。

李白

接着，诗人结合时代政治的特点分四个阶段评述了诗歌的变迁与发展。

第一阶段是春秋到战国时期： “王风委蔓草，战国多荆榛。龙虎相啖食，兵戈逮狂秦。”平王东迁，周室衰微。《诗经·国风》中的“王风”，是周东都洛邑王城畿内的民歌，其第一首《黍离》，表现周大夫见宗庙宫室毁坏的忧思，后人常用来作为“王风”的代表，有所谓“王风哀以思，周道荡无章”(晋代谢瞻诗)之说。可是，春秋以后，这种有强烈忧国之情和现实之感的诗风犹如被委弃于草莽之中，战国的诗歌园地荆棘遍地，杂草丛生，一片荒凉。诸侯间龙争虎斗，相互吞并，到处是兵祸战乱，直到秦用武力统一中国为止。这样一个动乱的年代，哪里还能顾及诗道的复兴?

第二阶段是战国到两汉： “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扬马激颓波，开流荡无垠。” “正声”是指“大雅”、“王风”等雅正中和之声。“骚人”指以屈原为代表的楚辞作家。《史记·屈原列传》： “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哀而不伤、怨而不怒、温柔敦厚的中和雅正之声已何其遥远微茫，代之而起的是战国后期屈原等人哀叹国事、怨恨奸佞的《离骚》等作品。屈原以后，楚辞也逐渐衰颓下去，于是，汉代的司马相如、扬雄等奋起力挽颓波，开拓了“赋”这一“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并使其汪洋恣肆，盛极一时。这里，诗人虽然把楚辞与汉赋看成相对于《诗经》正声的“变”和“流”，但用的还是肯定语气。

第三阶段是魏晋以后： “废兴虽万变，宪章亦已沦。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 “宪章”是法则制度，这里指古诗的法度。诗人认为诗歌发展中的兴隆和衰退，虽然随着时代的不同而千变万化，但总的来说，作为古诗的法度是已趋沦丧了。建安(东汉献帝年号)时代，三曹、七子与蔡琰的诗歌，慷慨悲壮，能反映社会现实，还具有“建安风骨”。建安以后，诗风则浮靡华艳，无足珍视。李白一向崇尚清新自然的风格，反对华靡绮丽的诗风，但所谓“不足珍”者，只是与前代诗歌相对而言，并非真的认为六朝诗歌一无可取。事实上，李白对六朝诗人庾信、谢灵运、谢朓等相当敬重，特别推崇谢朓，有“谁念北楼上，临风怀谢公”之句。

第四阶段是初盛唐： “圣代复元古，垂衣贵清真。群才属休明，乘运共跃鳞。文质相炳焕，众星罗秋旻。” “垂衣”，原指无为而治，《周易·系辞下》： “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这里是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的意思。诗人赞美自己所处的正是圣明时代，这才恢复了古代的淳朴之风。社会安定，崇尚自然，众多才士适逢清明盛世，乘着大好时运，充分施展各自的才华，犹如“飞鸣振羽，腾龙跃鳞”(王彪之《登会稽刻石山诗》)。诗歌的形式和内容都很出色，竞相发出耀眼的光辉，众多的作品就象繁星布列于秋夜的天空。诗人满怀热情，盛赞当代诗苑的繁荣景象，并归功于政治的清明，其喜悦自豪之情溢于言表。所谓“复元古”，也需灵活地看，并非真的恢复上古诗歌的面貌，而是摈弃绮丽华艳的诗风，发扬诗歌反映现实、美刺比兴的传统，崇尚“清真”、“文质相炳焕”，所以名曰“复元古”，实为创新风，是古代诗歌传统的新发展。

在回顾与评析历代诗歌的变迁发展后，诗人以高度的责任感和强烈的自信心，申述了自己的志向抱负： “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孔子序《书》删《诗》作《春秋》，直到哀公十四年(公元前481年)西狩获麟，他记下了这一条后才停笔，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光辉业迹。孔子作《春秋》止于“获麟”，是感于仁兽出于乱世，后两年即卒。诗人用这一典故，显然不是感慨世衰，而是表达一种信念，一定要创造出众人瞩目的惊世之作，象孔子那样，写到“获麟”时才放下手中的笔。在这里，诗人那“济苍生”、“安社稷”(《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的抱负和“天生我材必有用”(《行路难》)的自信跃然纸上。

昌黎云： “齐梁及陈隋，众作等蝉噪。”太白则云： “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是从来作豪杰语。“不足珍”，谓建安以后也。《谢眺楼饯别》云：“蓬莱文章建安骨。”一语可证。(沈德潜《唐诗别裁》)

青莲一生本领，即在五十九首《古风》之第一首，开口便说：《大雅》不作，骚人斯起，然词多哀怨，已非正声;至扬、马益流宕，建安以后，更绮丽不足为法;迨有唐文运肇兴，而已适当其时，将以删述，继获麟之后。是其眼光所注，早已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直欲于千载后上接《风》《雅》。盖自信其才分之高，趋向之正，足以起八代之衰，而以身任之，非徒大言欺人也。(赵翼《瓯北诗话》卷一)

王氏士祯曰： “唐五言古诗，李白、韦应物超然复古”。按左司五古，高步三唐，然持较青莲，色味不欠，形神顿跼，似难连类而及……李白胸次高阔，直将汉、魏，六朝一气铸出，自成一家，拔出建安以来仰承《三百》之绪，所谓“志在删述”、“垂辉千春”者也。(潘德兴《养一斋李杜诗话》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