寂寞东门路，何人继去尘——说韩愈《送杨少尹序》

昔疏广、受二子，以年老一朝辞位而去，于时公卿设供张，祖道都门外，车数百两，道路观者多叹息泣下，共言其贤。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至今照人耳目，赫赫若前日事。国子司业杨君巨源方以能诗训后进，一旦以年满七十，亦白丞相去归其乡。世常说古今人不相及，今杨与二疏，其意岂异也?

予忝在公卿后，遇病不能出。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而太史氏又能张大其事，为传继二疏踪迹否?不落莫否?见今世无工画者，而画与不画，故不论也。

然吾闻杨侯之去，丞相有爱而惜之者，白以为其都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劝之，京师之长于诗者，亦属而和之。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杨侯始冠，举于其乡，歌《鹿鸣》而来也。今之归，指其树曰：“某树吾先人之所种也。某水某丘，吾童子时所钓游也。”乡人莫不加敬，诫子孙以杨侯不去其乡为法。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

这是送杨巨源退休回乡的序，作于长庆四年(824)五月病休于长安城南别墅时。

杨巨源(755—833?)，字景山，河中(今山西永济西)人。贞元五年(789)登进士第。元和六年(811)以监察御史为河中节度使张弘靖从事。九年(814)，入朝为秘书郎。其后历官太常博士、虞部员外郎、凤翔少尹。长庆元年(821)为国子司业。四年(824)，以年满七十，自请退归乡里。宰相爱其才，奏授河中少尹，不绝其俸。大和四年(830)，刘禹锡有《和令狐相公言怀寄河中杨少尹》诗，时巨源已七十六岁，犹吟咏不辍。年老头摇，或以为摇头吟诗所致。杨巨源以律诗见长，为白居易推崇(见《与元九书》)。平生交游甚广，以诗教后学，中晚唐诗人如白居易、元稹、刘禹锡、张籍、王建、贾岛、马戴、许浑等，都曾与他唱和。诗作甚丰，张籍称其“卷里诗过一千首”(《题杨秘书新居》)，“诗名往日动长安”(《送杨少尹赴凤翔》)。刘禹锡也说“渤海归人将集去，梨园弟子请词来”(《酬杨司业巨源见寄》)。

这篇序，意在表扬杨巨源年及七十、主动致仕(退休);但古今评论者都不得要领。

前人如林云铭《韩文起》卷六云：“七十，致仕之年也，杨侯原不得为高;增秩而不夺其俸，亦国家优老之典也，杨侯又不得为奇;至于赠行唱和，乃古今之通套;而不去其乡，尤属本等之常事。看来无一可著笔处，昌黎偏寻出汉朝绝好的故事来，与他辞位、增秩及歌诗数事，有同有不同处，彼此相行，作了许多曲折;末复把中世绝不好的事作反衬语，逼出他归乡之贤，便觉件件出色，皆从无可着笔处着笔也。”

今人也说：“序中所写二疏之事、七十致仕、不去俸禄、唱和饯行等，俱属常人惯熟之事，看来无一可着笔处。然韩愈能从无可著笔处著笔，从平凡的事迹中翻出许多波澜。”这就是说：杨巨源七十致仕是大家都按规章照办的老套子，本身并不值得写，只是由于韩愈在写作方法上玩了些花样，才写出一篇波澜起伏的好文章。

前人和今人的上述看法都是错误的。请先看韩愈的好友白居易所作的《不致仕》：

七十而致仕，礼法有明文。何乃贪荣者，斯言如不闻。可怜八九十，齿堕双眸昏。朝露贪名利，夕阳忧子孙。挂冠顾翠祐，悬车惜朱轮。金章腰不胜，伛偻入君门。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年高须告老，名遂合退身。少时共嗤笑，晚岁多因循。贤哉汉二疏，彼独是何人!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

这首诗，先写当时的京官们贪恋富贵，年逾七十、甚至到了“八九十”，牙落眼花，还“伛偻入君门”，赖着不致仕。接尾用“汉二疏”作反衬来羞辱那些京官，并且慨叹道：“寂寞东门路，无人继去尘。”“汉二疏”，就是汉代的疏广、疏受叔侄。《汉书》卷七一《疏广传》里说：汉宣帝立太子，任疏广为太子太傅、疏受为太子少傅，“太子每朝因进见，太傅在前，少傅在后。父子(实为叔侄，受乃广兄之子)并为师傅，朝廷以为荣”。但“在位五岁”，便托病告老回乡。“公卿大夫故人邑子设祖道供张东都门外(东都门，乃长安东郭门)，送者车数百两。辞决而去。及道路观者皆曰：贤哉!二大夫。或叹息为之下泣。”

白居易慨叹长安的“东门路”如今很“寂寞”，没有一个京官“继”二疏的“去尘”啊!韩愈好像是回应白居易的慨叹：“你别叹息，如今总算有了继二疏去尘的人，他就是杨少尹。”并且满怀激情地写这篇序大力表彰。

第一段先写二疏告老还乡的送行场面及《汉书》传其事、画工图其像，然后引出杨巨源也主动致仕还乡。说明杨与二疏在主动还乡这一点上并没有什么“异”。

那么杨巨源出长安东门时是不是也有那么壮观、那么感人的饯行场面呢?恐怕未必有，但作者不说没有，而用他“遇病不能出”引出一连串疑问：“不知杨侯去时，城门外送者几人?车几两?马几匹?道边观者，亦有叹息知其为贤与否?……”须知饯送二疏的场面那样壮观、感人，乃是公卿大夫、乃至路人赞扬主动致仕者的生动表现。如果杨侯去时无人饯行或饯行的场面很冷落，那就表明当时的公卿大夫们对主动致仕的人很反感，路人也有点麻木了。

还有，第一段写了“汉史既传其事，而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那么，杨侯在这一点上是不是也与二疏无异呢?作者对此也提出疑问，引人深思。

第三段用“然”字扳转，用“吾闻”领起，写了增秩、给俸、赠诗唱和等事，不说二疏无此特殊待遇，而用“又不知当时二疏之去有是事否?古今人同不同未可知也”引发读者的思考，言外有意。以下则以“中世士大夫”，即当时的官僚作反衬，说那些官僚“以官为家”，罢了官，也要住在京城里，不回家乡;而杨侯却不忘本，告老后真正“归”了“家”。并且亲切地指着某树，说：“这是我的先人种下的!”指着某山某水，说：“我童年时在这座山上玩过，在这条水里钓过鱼。”因此，乡人对他加倍敬重。杨侯回乡后即使有这样一些细节，作者也不能耳闻目睹。不难设想，这是作者根据所有热爱家乡的人的共同生活体验写出来的。之所以要这样写，乃是为了不仅赞美杨侯主动告老，而且赞美他告老后真正还乡。

弄清了尽管早有七十致仕的明文规定，但当时人都不实行，明白了当时人“以官为家”，罢了官也不愿回到生养他的家乡，再来读这篇序，就会理解它的深层意蕴和历史意义，不会发出“于无可着笔处着笔”的呓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