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我国著名作家郁达夫曾在他写的《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 里对周作人的散文作过这样的评论：“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详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 至于周作人文章里的幽默味则是“湛然和霭”。郁达夫的这个评价对于周作人早期散文是较为准确的。摆在我们面前的这篇《鸟声》就是如此。

《鸟声》通篇谈鸟，但它并非泛泛述鸟，而是紧扣“春”字作文章，从而使这篇《鸟声》有着特殊的韵味。正如文章的开篇第一句所写“古人有言，‘以鸟鸣春’”。这一句便将全文的基调定在谈春天鸟声的框架上。照理鸟儿跳跃于枝头，翻飞于枝梢，清脆的悠扬之声在空间回旋、荡漾，像是充满活力的生活交响曲，这便预示着春天的来临，它们会给人们带来无限的欢乐和愉快。然而，作者所住的京城的西北隅，虽近于乡村，却听不到报春鸟的鸣声，所能听到的“只有檐头麻雀的啾啁，以及槐树上每天早来的啄木的干笑，——这似乎都不能报春，麻雀的太琐碎了，而啄木又不免多一点干枯的气味。”从这些语句里我们便明瞭这是作者有感于京都的寂寞而写下这篇《鸟声》的。而这种静穆、孤寂的情调，正是周作人当年创作个性的表现。假使我们能结合当年(1925年)周作人创作的时代和他的思想境界来读这篇文章，便能体会到这篇作品实际上是对于社会世态的感叹，不过在这里写得较为隐秘而已。

接着，文章引英国诗人那许诗里描写的春来后四种鸟声，并逐一加以叙述。这一方面表达了作者对春鸟歌唱的向往，另一方面也就很细致地介绍了四种鸟： 勃姑、夜莺、蚊母鸟和猫头鹰。作者在这里不仅写出中外不同的称呼，而且着重写它们各自不同的鸣叫声。“勃姑”是自呼其名，“夜莺”则是“发痴的鸟”，作者引希腊女诗人话，它是能发出“美音”的。他又添上一笔，说这种夜莺类似他家乡的“黄莺”，风趣地称它们是表兄弟。至于第三、第四种鸟同是猫头鹰一族。这两种鸟“与别的怪声怪相的不同”，作者说自己在儿时曾听到过它们的呼声，“有的声如货郎的摇鼓，有的恍若连呼‘掘洼’”。经过作者有声有色的描绘，似乎将我们带到一个莺歌燕舞的世界，热闹非凡。尤其是作者围绕着这四种鸟，古今中外纵横论说，不仅写得很有风趣，而且也让读者增长不少关于鸟的知识。融知识与趣味于一炉，读来饶有趣味。例如“美音的夜莺”，它会发痴地唱上一夜以至于呕血。而“黄莺”也会“翻叫”，被捕后常因想念妻子而急死，但它要吃小鸟。“猫头鹰”则“俗云不祥主有死丧”，“所以闻者多懊恼”。总之，各类鸟都有自己特有的性情，鸣声也各异。即使是“猫头鹰”，作者也“觉得那些叫声实在并不错，比任何风声箫声鸟声更为有趣”。

文章的最后，与起首呼应，作者又回到对北京没有众多鸟声的感叹。北京的初春没有以上这些悦耳的鸟声，“所有的还只是麻雀和啄木鸟”，而“老鸹”是通年噪聒，而且“一点风雅气也没有”。因此，作者叹道：“麻雀和啄木鸟虽然唱不出好的歌来，在那琐碎和干枯之中到底还含一些春气”，“且让我们欢迎这些鸣春的小鸟，倾听他们的谈笑罢。”在这里作者大有姑且听之任之之慨。全文也就在象声词“啾晰”、“嘎嘎”声中结束。

《鸟声》 这篇散文确实写得别有风韵。全文写得委婉自然，跌宕起伏，作者显然是渴望着春来以后，鸟语花香的清雅境界，然而事与愿违，故若有所失，不无伤感。本文的语言颇有幽默感，例如麻雀和啄木鸟之声，作者形容为“琐碎”和“干枯”，这就在鸟声中赋以人情了。

(顾嘉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