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先生1934年因事回湘西; 1937年由北平往昆明，又由湘西转道。两次回乡，各写了一本书。一本《湘行散记》，一本《湘西》。本篇即取自《湘行散记》。《湘行散记》有几篇有人物、有故事，近似小说，如《一个戴水獭皮帽子的朋友》、《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一个爱惜鼻子的朋友》。这一篇写有关两个地方的见闻和感慨，无具体人物，无故事情节，是一篇纯粹的散文。

从表面看，这两本书都写得很轻松，笔下不乏幽默谐趣，似乎在和人随意谈天，且时时自己发笑，并不激昂慷慨，但是透过轻松，我们看到作者的心是相当沉重的。这里有着对家乡的严重的关切，对于家乡人的深挚的同情，乃至悲悯。

桃源并不是“世外桃源”。作者一开头就说“至于住在那儿的人呢，却无人自以为是遗民或神仙，也从不曾有人遇着遗民或神仙”。这地方是沅水边的一个普通的水码头，一个被历史封闭在湘西一角的小城。这里的人是一些普普通通的人，一些渺小、卑贱、浑浑噩噩的人。他们在这里吃饭穿衣，生老病死。在他们的生活上面，总有一层悲惨的影子。

在沈先生的一些以沅水为背景的小说和散文中，经常出现的有两种人： 妓女和水手。这篇散文主要说及的也正是这两种人。妓女是旧中国通商码头必不可少的古老职业。桃源的妓女是所谓“土娼”。她们在一些从大城来的“风雅人”眼中是颇具浪漫主义色彩的。“这些人往桃源洞赋诗前后，必尚有机会过后江走走。由朋友或专家引导，这家那家坐坐，烧匣烟，喝杯茶。看中意某一个女人时，问问行市，花个三元五元，便在那龌龊不堪万人用过的花板床上，压着那可怜妇人胸膛放荡一夜。”这些土娼“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水手呢? 小水手上滩时“一个不小心，闪不知被自己手中竹篙弹入乱石激流中，泅水技术又不在行，淹死了，船主方面写得有字据，生死家长不能过问。掌舵的把死者剩余的一点衣服交给亲长，说明白落水情形后，烧几百钱纸手续便清楚了”。这就是一个人的“价值”。

这些话说起来很平静，“若无其事”，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但是作家的内心是激动的。越是激动，越要平静，越是平静，才能使人感觉到作者激动之深。年轻的作者，往往竭力要使读者受到感染，激情浮于表面，结果反而使读者不受感动，觉得作者在那里歇斯底里。这是青年作家易犯的通病。

散文到底有多少种写法? 有多少篇散文，就有多少种写法。如果散文有若干模式，散文也就不成其为散文了。不过大体分类，我以为有两种。一种是不散的散文，中心突出，结构严谨，起承转合、首尾呼应，文章写得很规整。这一类散文的作者有意为文，写作时是理智的。他们要表达的是某种“意思”，即所谓“载道”。他们受传统古文，尤其是唐宋八大家影响较大。另一种是松散的散文，作者无意为文，只是随便谈天，说到哪里算那里。章太炎论汪容甫文“起止自在，无首尾呼应之式”，沈先生这篇散文的写法属后一种。他要表达的是感情，情尽则止。文章的分段与衔接处极其自由，有时很突兀。如写了一大段乘桃源小划子溯流而上到沅州，看到风致楚楚的芷草，富抒情性，紧接一段却插进城门上一片触目黑色，是党务特派率乡民请愿，尸体被士兵用刺刀钉在城门示众三天所留下的痕迹，实在很出人意料。沈先生的散文，有时也作一些呼应。如本文以风雅的读书人对桃源的幻想开始，最后也以风雅人虚伪的人生哲学作结。不过沈先生的文章的断续呼应不那么露痕迹，如章太炎所说：自在。

细心的读者应该注意到沈先生在这篇文章附注的一行小字：“1935年3月北平大城中”。注明“北平”也就可以了，为什么要写明 “大城中”? 我们从这里可以感到沈先生的一点愤慨。沈先生对于边地小人物的同情，常常是从对大城市的上层人物的憎恶出发的。文章有底有面。写出来的是面，没有完全写出来的是底。有面无底，文章的感情就会单薄。这里，对边地小民的同情是面，对绅士阶级的憎恶是底。沈先生的许多小说散文，往往是由对于两种文明的比照而激发出来的。

(汪曾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