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二三十年，我都是过的都市生活，尤其是住在上海的弄堂房子里，仰头看不到几尺天，脚下更是踏不到一寸土。宅前唯一的一个小天井，也都是敷着水门汀的，长不出一根草来。每日呼吸的都是煤烟，没有一点清气，虽说是芳草年年绿，百花照样开，春来春去，我们都没有看见。并不是为着什么封侯事业，也竟背弃了这么多年的大好春光，想起来真觉得有点冤枉，然而你要到乡下的家里去住的话，是没有人会给你饭吃的。生活还是第一，求名求利，都要以生活为大前提，先要解决了吃饭问题，然后才能谈到进取，谈到享受。我们住在都市之内，商场之中，不知者总以为不是求名，就是求利，或是在干着一种求那名利双收的勾当，其实并不是那么一回事。说来也可怜得很，我们不过只是一个都市的寄生者，靠寄居在都市中，混一碗饭吃而已。脱离了都市，虽说有鸟语花香，清风明月，可以枕泉漱石，可以坐月醉花，可以听采菱的歌声，可以看农夫的播种，但我们这些摇笔杆的文人，对于田园只是一个旁观者，而不是一个生产者，归田要做过多年京官，有了相当积蓄然后可。现在我名既未成，利亦未就，怎能离得了都市?为着糊口，为着养家，结果就是这样年复一年地寄食于都市之中，辜负了多少春秋佳日，而不知老之将至。

在童年的时候，也曾在乡下住过，门外就是水田，青山白云，朝霞暮霭，可说完全是与大自然为伍，那种生活最令人憧憬，最使我回忆。几十年来总想努力做点事业，好把生活问题解决，早日再回到那种田园中去。然而至今一事无成，而大战却爆发了。

战争只能给某些人一种发财的机会，对于我们文人，是绝对没有好处的。不意这次战争，竟把我们从都市里赶将出来，使我无意中又得接近田园，而且得在离城远远的郊外，盖着一所茆屋来住。倚山临流，周围有的是隙地，草色入帘，虫声透壁，客来都说风景不坏，我也沾沾自喜，认为富于诗意，读古人“朝来诗思清人骨，门对寒流雪满山”之句，自己也仿佛成了诗人，可以受得起这种恭维了。

然而诗是无补于实际生活的。即令我是一个诗人，能吟风弄月，做出几首清人肌骨的诗来，又有何用?倒不如学农妇们养几只鸡，还来得实用多了。

“你有这样大的园子，大可以养鸡：它们有的是野食可寻，用不着喂多少食料。”那些没有诗人气质，而却善于治家的太太们，来到我家里，总不免要这样说。

我一再地听到她们这些话，也就颇为动心，或者不如说，食指动起来了(不消说，这时诗神早已唾弃了我而他去)。是呀，我要利用这个环境来养鸡，只消养十只鸡，将来每天生十枚蛋，就值得三四块钱，而且现在买一只鸡要十多块钱，十只鸡也就是一笔财产呢。

几十年来好容易才遇到这样一个环境，真是早就应该从事那种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养鸡事业。有关生产，事不宜迟，第二天我从学校回来，路上遇到卖小鸡的，我便向他买了十只。那些小鸡从笼中放出来，得到这样大的一块自由天地，其乐非我们这些为事务羁身的人，所能领会其万一，虽则他们是带着一种有杀身的厄运而生的，然不到最后那个时候，它们决不知道。不知就是幸福，所以我可以断定，它们在短短的生涯中，是比任何人都幸福的。

我从前游北平的时候，画师齐白石曾赠我一幅小鸡图，活跃如生，我尤爱他用淡墨浸出一重小鸡的绒毛，特别温柔可抚。十年来朝夕相对，使我特别爱好小鸡了。现在这些小鸡都具体地在我眼前草地上跳动，发出嘤嘤的声音，多么惹人怜爱。我每日看着它们生长，看到它们每当老鹰飞过屋顶时，也知道躲入草丛中，或跑到屋子里来，我脸上常要浮出一种满意的微笑。物虽小而保护生命的本能都是有的，造物的力量真是不可思议呀。

野食既多，它们便长得特别的快，羽毛渐丰，雌雄也辨得出来了。世界上无用之物，虽遭人唾弃，然而得以全其身。反之，栋梁之材，必遭砍伐，有用之物，终将被人利用。可怜这些小鸡，一到雌雄可辨的时候，便是它们死期被注定的关头。而掌握它们生杀之权的人类，这时便只知为自己打算，把它们的生命早置诸度外了。

现在第一件事情，我们想到的，是雄鸡的无用。雄鸡长大了，虽然美观，却不好吃，而且不能生产。我们至多只留上一只雄鸡传种就得了，其余的都安排趁着它们骨柔肉嫩的时候，先杀了来吃，炒子鸡确是一碗下酒的名菜呢。

我们所养的鸡中有四只是雄鸡，都在这种注定的运命之下，先后因主人有客来而被宰割了。最后只剩一只特别幸运的雄鸡，带着一群母鸡逍遥在我们的屋前屋后。此时我们的心境完全变了，我们都用一种实利主义的眼光来看它们，图画上的小鸡时代早已过去。它们已经不美了，早失了吸引人的能力，既无画意，也无诗情。它们这时对人类唯一的贡献，就是发挥它们女性的本能，多多地生产，给人类的屠刀下以不断的供给。

我每天在课余之暇，看着院子里这一群鸡，心里就有一种感想。“你看这不是一夫多妻制吗?”有一天我竟对我的太太无意中这样说出来。

“你们男子都希望一夫多妻，所以就注意到了;我倒从来没有想到鸡也是一夫多妻的。”她以嘲弄的口吻回答了。

“不过这种一夫多妻制，并不是自然的规律，而是人工造成的。我因此而想到的是人类中也有这同样的事情发生，不过那只是几个男子的野心，而不是一般男子的野心;而且那几个男子自己倒并不一定是多妻主义者，不过他们希望其治下的男子都是多妻的”

“那怎么讲，既然自己不是多妻者，怎么希望别人多妻?”她问。

“这不很简单吗?事实摆在眼前，谁都看得明白。”

于是我向她说到极权国家的情形。又问她是不是忘记了我们在伦敦报上看见的那个意大利的故事。据说有一次一个母亲带了八个孩子，到罗马一家旅馆里去投宿，旅馆主人因见孩子太多，怕扰了其他的客人不安，竟拒绝了收容她们。后来事闻于墨索里尼，便下令把那家旅馆封了。理由是国家正在奖励生育，需要多男的时候，该旅馆主人，何物小丑，竟斗胆敢嫌恶小孩，该当何罪!

现在那些极权国家的领袖们，因为抱着侵略的野心，需要无数的男子去当炮灰，所以特别奖励生育，不仅生有三个儿子以上的母亲政府有奖，而且给以津贴，甚至私生子政府亦有明令公认。总之，不论在任何方式之下，只要能给国家多造些国民出来就是好的。因为战时无论军火怎样精良，人不够总是没有办法的。军火工厂里可以大量生产，人总得一个一个地靠母亲来生，而且不是临时可以补充的。起码得有二十年，才可以长成一个壮丁，供他们驱上战场去使用。

侵略家有见于此，所以在奖励生育的名义之下，无形中早已形成了一种一夫多妻制，这个和我们养鸡的办法，一个道理。既是奖励多生儿子，又公认私生子，这自然等于提倡一夫多妻制。而且在这种奖励之下，产生出来的国民，还不是和鸡一样?一旦长成之后，就要送去屠宰的。写到这里，我对于人为万物之灵那句老话，觉得怀疑起来。

(1948年6月中华书局《游丝集》)

赏析这篇随笔是对抗战生活的回忆。像同故知好友谈天一样，亲切、幽默，弛张自如，但不缺少辣味。只是需要细细品味方可尝到。

作者是1939年辞去新加坡的工作，毅然回祖国参加抗战的。他先受聘于武汉大学任教授，由于战事，校部南迁至四川乐山乡间。远离城市，时时躲警报，但作者却偏写：“倚山临流，周围有的是隙地，草色入帘，虫声透壁，客来都说风景不坏，我也沾沾自喜，认为富于诗意”。下文就此说开去，好像作者真的成了山民野客，飘然隐者。后面又说到受人怂恿，欣然养鸡，更有陶征士之风了。鸡长大了，雄者遭杀，仅留传种者，雌的成了“一夫多妻制”的妻。这一番津津有味的描写叙谈，令人身临其境，还颇诱人。说不定会有读者羡慕起虽处战乱之中，却意外得到隐居桃园之幸的教授们。

其实，这正上了作者调侃、自嘲笔法的当。他的叙述絮谈口气中，自剖、自嘲、讽刺、鞭挞的成份都有。开头部分说自己喜欢乡间生活，这是真情，也是许多文人墨客雅爱野趣的老脾气。但雅兴与实利的矛盾，使知识分子不得不远离乡野，寄居城市。战争逼迫人们重返自然，但吟风弄月当不得饭吃。文人骚客的兴致到底不能救穷，还不如务实养鸡之实惠。这里反复叙述追求雅兴和追求实利的矛盾，活画出包括作者自己在内的知识分子的性格。

作品写养鸡最富于象征色彩。作者写一群小鸡在田野间自由自在，活泼可爱，但又懂得躲入草丛避老鹰的袭击，可是终于躲不过刀杀。这些话说的是鸡，又似乎说的是自身遭遇。抗战期间，一群知识分子所处的境遇大略如鸡。炮火把他们从城里赶到乡间，亲近自然的欣喜有点像小鸡的欢活天真;敌机来袭时躲避警报的情形又如小鸡躲老鹰;但他们终于处于敌机轰炸和政府杀戮迫害之下，不正如小鸡的被鹰侵袭或被主人宰杀吗?联系时代背景，这含蓄的意义是不难体味出来的。

从养鸡说到鸡的一夫多妻制，也不是笑语谑谈，针对时事的慨叹显得更明显。矛头直指“极权国家的领袖们”，主要是针对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之类的法西斯主义者头目，其实也可以涵盖中国的法西斯政府的。他们的政策是鼓励国民多造出新国民来，目的是让他们充当炮灰，而既然抱此目的养国民，那么“在这种奖励之下，产生出来的国民，还不是和鸡一样?一旦长成之后，就要送去屠宰的。”作品写到此，愤激的情绪是难以抑制的了。

钱歌川笔法的魅力，最主要的是平易亲切，温厚诱人。他写什么事都能津津有味，让人如同身临其境。一位署名林真的读者，在纽约报纸副刊上发表文章评论他的小品时写道：“散文最难是写得‘亲切’。我曾经向一位老作家请教，怎样才能将散文写得好。他说：‘让你的读者觉得这篇文章是特地为他而写的。’读味橄的散文，真的亲切得觉得他那篇文章，是特地为我而写的。”(《钱歌川文集·引言》)我们读了《鸡》也正有这种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