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这种主权旁移，包含着一个转了弯的、不甚素朴的人生观。辨味而不是充饥，变成了我们吃饭的目的。舌头代替了肠胃，作为最后或最高的裁判。不过，我们仍然把享受掩饰为需要，不说吃菜，只说吃饭，好比我们研究哲学或艺术，总说为了真和美可以利用一样。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柏拉图《理想国》里把国民分成三等人，相当于灵魂的三个成分;饥渴吃喝等嗜欲是灵魂里最低贱的成分，等于政治组织里的平民或民众。最巧妙的政治家知道怎样来敷衍民众，把自己的野心装点成民众的意志和福利;请客上馆子去吃菜，还顶着吃饭的名义，这正是舌头对肚子的借口，仿佛说：“你别抱怨，这有你的分!你享着名，我替你出力去干，还亏了你什么?”其实呢，天知道——更有饿瘪的肚子知道——若专为充肠填腹起见，树皮草根跟鸡鸭鱼肉差不了多少!真想不到，在区区消化、排泄的生理过程里还需要那么多的政治作用。

古罗马诗人曾慨叹说，肚子发展了人的天才，传授人以技术。这个意思经拉柏莱发挥得淋漓尽致，《巨人世家》卷三有赞美肚子的一章，尊为人类的真主宰、各种学问和职业的创始和提倡者。鸟飞，兽走，鱼游，虫爬，以及一切有生之类的一切活动，也都是为了肠胃。人类所有的创造和活动(包括写文章在内)，不仅表示头脑的充实，并且证明肠胃的空虚。饱满的肚子最没用，那时候的头脑，迷迷糊糊，只配做痴梦;咱们有一条不成文的法律：吃了午饭睡中觉，就是有力的证据。我们通常把饥饿看得太低了，只说它产生了乞丐、盗贼、娼妓一类的东西，忘记了它也启发过思想、技巧，还有“有饭大家吃”的政治和经济理论。德国古诗人白洛柯斯(B.H.Brockes)做赞美诗，把上帝比作“一个伟大的厨师父”(dergrossSpeisemeister)，做饭给全人类吃，还不免带些宗教的稚气。弄饭给我们吃的人，决不是我们真正的主人翁。这样的上帝，不做也罢。只有为他弄了饭来给他吃的人，才支配着我们的行动。譬如一家之主，并不是赚钱养家的父亲，倒是那些乳臭未干、安坐着吃饭的孩子;这一点，当然做孩子时不会悟到，而父亲们也决不甘承认的。拉柏莱的话较有道理。试想，肚子一天到晚要我们把茶饭来向它祭献，它还不是上帝是什么?但是它毕竟是个下流不上台面的东西，一味容纳吸收，不懂得享受和欣赏。人生就因此复杂起来。一方面是有了肠胃而要饭去充实的人，另一方面是有饭而要胃口来吃的人。第一种人生观可以说是吃饭的;第二种不妨唤作吃菜的。第一种人工作、生产、创造，来换饭吃。第二种人利用第一种人活动的结果，来健脾开胃，帮助吃饭而增进食量。所以吃饭时要有音乐，还不够，就有“佳人”、“丽人”之类来劝酒;文雅点就开什么销寒会、销夏会，在席上传观书法名画;甚至赏花游山，把自然名胜来下饭。吃的菜不用说尽量讲究。有这样优裕的物质环境，舌头像身体一般，本来是极随便的，此时也会有贞操和气节了;许多从前惯吃的东西，现在吃了仿佛玷污清白，决不肯再进口。精细到这种田地，似乎应当少吃，实则反而多吃。假使让肚子作主，吃饱就完事，还不失分寸。舌头拣精拣肥，贪嘴不顾性命，结果是肚子倒楣受累，只好忌嘴，舌头也像李逵所说“淡出鸟来”。这诚然是它馋得忘了本的报应!如此看来，吃菜的人生观似乎欠妥。

不过，可口好吃的菜还是值得赞美的。这个世界给人弄得混乱颠倒，到处是磨擦冲突，只有两件最和谐的事物总算是人造的：音乐和烹调。一碗好菜仿佛一支乐曲，也是一种一贯的多元，调合滋味，使相反的分子相成相济，变作可分而不可离的综合。最粗浅的例像白煮蟹和醋、烤鸭和甜酱，或如西菜里烤猪肉和苹果泥、渗鳘鱼和柠檬片，原来是天涯地角、全不相干的东西，而偏偏有注定的缘分，像佳人和才子、母猪和癞象，结成了天造地设的配偶、相得益彰的眷属。到现在，他们亲热得拆也拆不开。在调味里，也有来伯尼支(Leibniz)的哲学所谓“前定的调和”，同时也有前定的不可妥协，譬如胡椒和煮虾蟹、糖醋和炒牛羊肉，正如古音乐里，商角不相协，征羽不相配。音乐的道理可通于烹饪，孔子早已明白，《论语》记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可惜他老先生虽然在《乡党》一章里颇讲究烧菜，还未得吃道三昧，在两种合谐里，偏向音乐。譬如《中庸》讲身心修养，只说“发而中节谓之和”，养成音乐化的人格，真是听乐而不知肉味人的话。照我们的意见，完美的人格，“一以贯之”的“吾道”，统治尽善的国家，不仅要和谐得像音乐，也该把烹饪的调和悬为理想。在这一点上，我们不追随孔子，而愿意推崇被人忘掉的伊尹。伊尹是中国第一个哲学家厨师，在他眼里，整个人世间好比是做菜的厨房。《吕氏春秋·本味篇》记伊尹以至味说汤，把最伟大的统治哲学讲成惹人垂涎的食谱。这个观念渗透了中国古代的政治意识，所以自从《尚书·顾命》起，做宰相总比为“和羹调鼎”，老子也说“治国如烹小鲜”。孟子曾赞伊尹为“圣之任者”，柳下惠为“圣之和者”;这里的文字也许有些错简。其实呢，允许人赤条条相对的柳下惠该算是个放“任”主义者;而伊尹倒当得起“和”字——这个“和”字，当然还带些下厨上灶、调和五味的涵意。

吃饭还有许多社交的功用，譬如联络感情、谈生意经等等，那就是“请吃饭”了。社交的吃饭种类虽然复杂，性质极为简单。把饭给有饭吃的人吃，那是请饭;自己有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那是赏面子。交际的微妙不外乎此。反过来说，把饭给与没饭吃的人吃，那是施食;自己无饭可吃而去吃人家的饭，赏面子就一变而为丢脸。这便是慈善救济，算不上交际了。至于请饭时客人数目的多少、男女性别的配比，我们改天再谈。但是趣味洋溢的《老饕年鉴》(AlmanachdesGourmands)里有一节妙文，不可不在此处一提。这八小本名贵希罕的奇书在研究吃饭之外，也曾讨论到请饭的问题。大意说：我们吃了人家的饭该有多少天不在背后说主人的坏话，时间的长短按照饭菜的质量而定;所以做人应当多多请客吃饭，并且吃好饭，以增进朋友的感情，减少仇敌的毁谤。这一番议论，我诚恳地介绍给一切不愿彼此成为冤家的朋友，以及愿意彼此变为朋友的冤家。至于我本人呢，恭候诸君的邀请，努力奉行猪八戒对南山大王手下小妖说的话：“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

(1941年上海开明书店《写在人生边上》)

赏析古谚云：“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可见人们早已晓得温饱是人类的第一需要。世间事小至鸟飞，兽走，鱼游，虫爬，大至社会交往，治理国家，无不与

“吃”有关。就连人们标榜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艺术，我们在欣赏时也总是要“品”其中的“味”，看来也与吃喝“亲热得拆也拆不开”。钱先生就是从这个涵盖了世事人生的“吃”的角度，来切入社会生活，描摹人情世态，展现社会理想，揭露假、恶、丑，提倡真、善、美。

首先，作品从吃饭的角度来打破人们一些习以为常的观念，揭露人类追求享乐的根性和世态的虚伪，指出“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这一不合理的社会现象。人们打着吃饭的招牌来享受，实际上是“享受”利用了“吃饭”。作者从论述吃饭一词的变异，生发到社会的人情世态，并得出结论：“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所以存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替它遮盖和辩护，也能免于抛弃。”

第二，作品从吃饭的角度，分析了贫富悬殊，阶级对立，劳动者肌肠辘辘，剥削者尽情享受的不合理的社会现实，否定了享乐主义的人生观。这里分析的持两种不同人生观的人的剥削与被剥削、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仍然是对前面“有用的东西只能给人利用……偏是无用的东西会利用人”这一结论的生发。

第三，从吃饭的社交功能，进一步批评了虚伪的人情世态，分析了庸俗的社会心理。作者指出：本来，人们应该相互帮助，相互热爱，有饭大家吃。然而现实社会却是“损不足以奉有余”。并且大家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吃饭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填饱肚子，而变得纷繁复杂。不但有挂着吃饭的招牌而吃菜的人，而且还因吃饭的人有无地位、权力、财产而吃出各种不同的名堂，令人产生不同的感慨。这是作者对人们庸俗的社会心理的深刻剖析。

第四，从吃饭的角度提出自己的社会理想，希望人们彼此团结和谐，共同享受美满的人生，以艺术家的热情，描绘了一幅理想的大同世界。

这篇散文的特点，首先是作者那种直面人生，敢讲真话的态度。作者的直面人生，不是对某一个阶级，某一个政党，某一个集团，或某一些权贵的抨击，而是对整个人类的根性弱点进行揭露。把别人拐弯抹角羞羞答答不愿说的事，一针见血地说透。从吃饭的小事到治国的大事，都一一去掉其漂亮的伪装，让人们看到赤裸裸的真相。其次，作品结构精巧，首尾照应。作者以一个吃饭的风趣比喻开头：“吃饭有时很像结婚，名义上最主要的东西，其实往往是附属品。吃讲究的饭事实上只是吃菜，正如讨阔老的小姐，宗旨倒并不在女人”，以人人皆知的通俗神话小说《西游记》中猪八戒的一句“不要拉扯，待我一家家吃将来”收尾。真是活泼风趣，自然和谐，无拘无碍，前后呼应，相得益彰。

另外，这篇随笔也显示了钱先生作品的一贯风格：知识渊博，旁征博引，联想丰富，比喻新颖，语言幽默。在两千多字的作品中，作者征引了《理想国》、《巨人世家》、《论语》、《吕氏春秋》、《尚书》，波西蔼斯的名言，白洛柯斯的赞美诗以及《水浒传》、《西游记》中的人物语言。作者以丰富的联想，用“吃饭”把这些知识加以连结，并以此来描摹世态，表现理想，形成一篇活泼风趣的随笔，令人赞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