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还有记忆的，但是，零落得很。我自己觉得我的记忆好像被刀刮过了的鱼鳞，有些还留在身体上，有些是掉在水里了，将水一搅，有几片还会翻腾，闪烁，然而中间混着血丝，连我自己也怕得因此污了赏鉴家的眼目。

现在有几个朋友要纪念韦素园君，我也须说几句话。是的，我是有这义务的。我只好连身外的水也搅一下，看看泛起怎样的东西来。



怕是十多年之前了罢，我左北京大学做讲师，有一天，在教师预备室里遇见了一个头发和胡子统统长得要命的青年，这就是李霁野。我的认识素园，大约就是霁野绍介的罢，然而我忘记了那时的情景。现在留在记忆里的，是他已经坐在客店的一间小房子里计划出版了。

这一间小房子，就是未名社。



那时我正在编印两种小丛书，一种是《乌合丛书》，专收创作，一种是《未名丛刊》，专收翻译，都由北新书局出版。出版者和读者的不喜欢翻译书，那时和现在也并不两样，所以《未名丛刊》是特别冷落的。恰巧，素园他们愿意绍介外国文学到中国来，便和李小峰商量，要将《未名丛刊》移出，由几个同人自办。小峰一口答应了，于是这一种丛书便和北新书局脱离。稿子是我们自己的，另筹了一笔印费，就算开始。因这丛书的名目，连社名也就叫了“未名”——但并非“没有名目”的意思，是“还没有名目”的意思，恰如孩子的“还未成丁”似的。

未名社的同人，实在并没有什么雄心和大志，但是，愿意切切实实的，点点滴滴的做下去的意志，却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干就是素园。



于是他坐在一间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里办事了，不过小半好像也因为他生着病，不能上学校去读书，因此便天然的轮着他守寨。

我最初的记忆是在这破寨里看见了素园，一个瘦小，精明，正经的青年，窗前的几排破旧外国书，在证明他穷着也还是钉住着文学。然而，我同时又有了一种坏印象，觉得和他是很难交往的，因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种特色，不过素园显得最分明，一下子就能够令人感得。但到后来，我知道我的判断是错误了，和他也并不难于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约是因为年龄的不同，对我的一种特别态度吧，可惜我不能化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确证了。这真相，我想，霁野他们是知道的。

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误解之后，却同时又发见了一个他的致命伤：他太认真;虽然似乎沉静，然而他激烈。认真会是人的致命伤的吗?至少，在那时以至现在，可以是的。一认真，便容易趋于激烈，发扬则送掉自己的命，沉静着，又啮碎了自己的心。



这里有一点小例子。——我们是只有小例子的。

那时候，因为段祺瑞总理和他的帮闲们的迫压，我已经逃到厦门，但北京的狐虎之威还正是无穷无尽。段派的女子师范大学校长林素园，带兵接收学校去了，演过全副武行之后，还指留着几个教员为“共产党”。这个名词，一向就给有些人以“办事”上的便利，而且这方法，也是一种老谱，本来并不希罕的。但素园却好像激烈起来了，从此以后，他给我的信上，有好一晌竟憎恶“素园”两字而不用，改称为“漱园”。同时社内也发生了冲突，高长虹从上海寄信来，说素园压下了向培良的稿子，叫我讲一句话。我一声也不响。于是在《狂飙》上骂起来了，先骂素园，后是我。素园在北京压下了培良的稿子，却由上海的高长虹来抱不平，要在厦门的我去下判断，我颇觉得是出色的滑稽，而且一个团体，虽是小小的文学团体吧，每当光景艰难时，内部是一定有人起来捣乱的，这也并不希罕。然而素园却很认真，他不但写信给我，叙述着详情，还作文登在杂志上剖白。在“天才”们的法庭上，别人剖白得清楚的吗?——我不禁长长的叹了一口气，想到他只是一个文人，又生着病，却这么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又怎么能够持久呢。自然，这仅仅是小忧患，但在认真而激烈的个人，却也相当的大的。

不久，未名社就被封，几个人还被捕。也许素园已经咯血，进了病院了罢，他不在内。但后来，被捕的释放，未名社也启封了，忽封忽启，忽捕忽放，我至今还不明白这是怎么的一个玩意。



我到广州，是第二年——一九二七年的秋初，仍旧陆续的接到他几封信，是在西山病院里，伏在枕头上写就的，因为医生不允许他起坐。他措辞更明显，思想也更清楚，更广大了，但也更使我担心他的病。有一天，我忽然接到一本书，是布面装订的素园翻译的《外套》。我一看明白，就打了一个寒噤：这明明是他送给我的一个纪念品，莫非他已经自觉了生命的期限了么?

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

我因此记起，素园的一个好朋友也咯过血，一天竟对着素园咯起来，他慌张失措，用了爱和忧急的声音命令道：“你不许再吐了!”我那时却记起了伊孛生的《勃兰特》。他不是命令过去的人，从新起来，却并无这神力，只将自己埋在崩雪下面的吗?……

我在空中看见了勃兰特和素园，但是我没有话。



一九二九年五月末，我最以为侥幸的是自己到西山病院去，和素园谈了天。他为了日光浴，皮肤被晒得很黑了，精神却并不萎顿。我们和几个朋友都很高兴。但我在高兴中，又时时夹着悲哀：忽而想到他的爱人，已由他同意之后，和别人订了婚;忽而想到他竟连绍介外国文学给中国的一点志愿，也怕难于达到;忽而想到他在这里静卧着，不知道他自以为是在等候全愈，还是等候灭亡;忽而想到他为什么要寄给我一本精装的《外套》?……

壁上还有一幅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大画像。对于这先生，我是尊敬，佩服的，但我又恨他残酷到了冷静的文章。他布置了精神上的苦刑，一个个拉了不幸的人来，拷问给我们看。现在他用沉郁的眼光，凝视着素园和他的卧榻，好像在告诉我：这也是可以收在作品里的不幸的人。

自然，这不过是小不幸，但在素园个人，是相当的大的。



一九三二年八月一日晨五时半，素园终于病殁在北平同仁医院里了，一切计划，一切希望，也同归于尽。我所抱憾的是因为避祸，烧去了他的信札，我只能将一本《外套》当作唯一的纪念，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



自素园病殁之后，转眼已是两年了，这其间，对于他，文坛上并没有人开口。这也不能算是希罕的，他既非天才，也非豪杰，活的时候，既不过在默默中生存，死了之后，当然也只好在默默中泯没。但对于我们，却是值得纪念的青年，因为他在默默中支持了未名社。

未名社现在是几乎消灭了，那存在期，也并不长久。然而自素园经营以来，绍介了果戈理(N.Gogol)，陀思妥也夫斯基(F.Dostoevsky)，安特列夫(L.Andreev)，绍介了望·蔼覃(F.vanEeden)，绍介了爱伦堡(I.Ehrenburg)的《烟袋》和拉夫列涅夫(B.Lavrenev)的《四十一》。还印行了《未名新集》，其中有丛芜的《君山》，静农的《地之子》和《建塔者》，我的《朝花夕拾》，在那时候，也都还算是相当可看的作品。事实不为轻薄阴险小儿留情，曾几何年，他们就都已烟消火灭，然而未名社的译作，在文苑里却至今没有枯死的。

是的，但素园却并非天才，也非豪杰，当然更不是高楼的尖顶，或名园的美花，然而他是楼下的一块石材，园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国第一要他多。他不入于观赏者的眼中，只有建筑者和栽植者，决不会将他置之度外。

文人的遭殃，不在生前的被攻击和被冷落，一瞑之后，言行两亡，于是无聊之徒，谬托知己，是非蜂起，既以自炫，又以卖钱，连死尸也成了他们的沽名获利之具，这倒是值得悲哀的。现在我以这几千字纪念我所熟识的素园，但愿还没有营私肥己的处所，此外也别无话说了。

我不知道以后是否还有纪念的时候，倘止于这一次，那么，素园，从此别了!

一九三四年七月十六之夜，鲁迅记

(1934年《文学》第3卷第4号)

赏析鲁迅一生写过不少悼念友人的文章，但各自都有独特的风格。这篇随笔悼念性文章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从生活小事中取材，见微知著，表现素园的高贵品质;二是在自然成序的记叙中抒发感情。

鲁迅的文章，总是根据内容实际，决定采用怎样的表现形式。韦素园是“未名社”一名热心的文学青年，一生没有干过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也没有做出辉煌的业绩。但他却是一个富有正义感而又认真切实，为着事业默默无闻、埋头工作的进步青年。针对这个特点，本文采取了自然成序的记叙方法。作者按着同素园交往的时序，把“鱼鳞”一般零散的生活小事连缀起来，真切而自然地表现韦素园平凡而高尚的思想品质。运用这种自然朴实的表现方法，正与所表现的人物特点珠联璧合、浑然一体，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统一。

从平凡的生活小事取材，并不等于事无巨细地记录人物生活的流水帐，而是从作者与素园的长期交往中，选取最有光泽的浪花加以记叙发挥，以突出人物的本质特征。自然成序地记叙，也不等于平铺直叙，而是平中见奇，对于生活中的素材加以严格的选择和精心组织，用巧妙的方法加以表现。比如作者把素园的“太认真”，写成是“致命伤”，显示出作者的匠心。当时的社会环境污浊，恶势力还很强大，许多事情单靠个人的认真是无济于事的。然而素园却执着地坚持维护正义的意见，“拼命的对付着内忧外患”，并以改换自己与某一个权势者相同的名字，表示同这些丑恶人物划清界线的决心。鲁迅这样写，一方面生动地表现了素园不与黑暗势力同流合污的高贵品质和耿直而带有书生气的性格，同时也巧妙地揭示了社会的黑暗，起到了惩恶扬善的双重作用。

寓浓郁的抒情于平朴自然的叙事和哲理的议论中，是这篇悼念文章的又一特点。鲁迅写的这类文章都有浓厚的抒情味，但又呈现着多姿多彩的抒情方式。有的直抒胸臆，把烈火般的爱憎感情直接宣泄出来，如《记念刘和珍君》等。有的则是在不动声色、自然平和的叙事中表达自己的感情。本篇即属于后者。比如写自己接到可能是标志素园生命期限的《外套》时说，“我不忍再翻阅这一本书，然而我没有法。”写听到素园病殁的消息后，决定将这本《外套》“永远放在自己的身边”等等。表面上看，这些文字从容平和，仔细体味，字里行间流淌着鲁迅担心、关切、怀念素园的真挚感情，具有动人心弦的力量。后边运用新颖、贴切的比喻评价素园的议论文字，形象鲜明生动，闪烁着辩证法的光辉，蕴含着鲁迅对素园平凡而高尚品格的赞扬和敬佩之情，使人受启发，又受感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