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西安市南门南行，到韦曲，已是长安县境。再南行，道分为二，一路东到杜曲，是杜甫在八世纪中期居住和吟唱过的地方;一路西到王曲，是二十世纪中期柳青居住和写作过的地方。这一带就是少陵原。汉宣帝许后葬于此，其墓小于宣帝杜陵，故名少陵。但人民群众哪里记得这些，他们只知道这是“少陵野老”、“杜陵布衣”杜甫安家之处，也是“人民的作家”、“土地的儿子”柳青落户之地。也正是因此，我访问少陵原。

杜甫居长安有十年之久，起先的几年居无定所，最后几年才在曲江南、杜陵西有了固定的居处。后人在这里建有杜公祠。

杜公祠在哪里?我问讯多处，才找到这个所在，原来它在杜曲公路东侧的山林中。走上山腰，登上长长的石阶，但见依山筑起一道青灰色围墙，其一端有门，上书“杜公祠”。进得门去，是一庭院，绿荫蔽天，青苔盖地，境界清幽。杜公祠的主要建筑物，是迎面而立的正厅，早已陈旧破落，而且门上落了锁;我走上前去，推了推门，只能从门缝窥见杜甫塑像，在寂静和尘封中端坐沉吟，这时似乎要起立趋前，迎接我这个远方的来客。

我既不能登堂入室，就离了正厅，转入侧门，只见廊下立有几方石碑。据碑文所记，杜公祠是明朝人为纪念“诗圣”建立的，后来屡受兵火毁坏。经过多次重修。全国解放后，重建杜公祠，并在此设立杜甫纪念馆，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严重破坏，至今还没有全面修复。

我在庭院中的树影里徘徊，感叹杜公祠的零落寂寥。不过又感到，此情此景，倒是适于人们联想千年前诗人的生活遭际。诗人自云，“杜陵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鬓如丝”(《醉时歌》)，“长安布衣谁比数，反锁衡门守环堵”(《秋雨叹》)，这正是杜甫居少陵时的生活写照。当时的杜甫是那样的穷困，他的妻儿从洛阳迁到这里，不到一年就难以生活下去，他只得把家小送到奉先(陕西蒲城)的亲戚家寄居。他目击权贵的荒淫，同情人民的疾苦，自己又有了酸辛的生活实感，因而写出了一些不朽的诗篇，揭示了“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挞其夫家，聚敛贡城阙”的现实，发出了“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荣枯咫尺异，惆怅难再述”(《自京赴奉先县咏怀》)的慨叹。杜甫是人民的诗人。

柳青故居在少陵原下的皇甫村，原是位于村北高处的中宫寺，柳青加以修整，在这里住了十四年，直到“文化大革命”被迫离此。可叹的是，柳青并不是古人，而他的故居竟也荡然无存，只剩废墟一片。与此相连而又高出于此的神禾原，是柳青生前散步和远眺的地方，后来成为柳青的葬地，立有墓碑。当地人有这样四句话悼柳青：“扎根皇甫，千钧莫弯;方寸未死，永在长安。”而柳青自己也曾说过这样四句话以明志：“襟怀纳百川，志越万仞山;目极千年事，心地一平原。”我立在柳青墓旁，俯视原下的皇甫村和镐河，展望古老的樊川和终南山，想见柳青之为人。

杜甫于746年到长安时三十五岁，四十岁以后定居少陵时已自称“少陵野老”;柳青于1952年到长安时三十六岁，当地人们也已尊他为“老汉”了。柳青也确有“少陵野老”丰采，其装束，神态，和群众的关系，全然是一老农。当然，柳青所处的时代，所怀的志向，大不同于杜甫。杜甫到长安，就是来到皇帝的身边，他想要在京城里求得官职;柳青到长安，却是投身于农民群众之中，跟他们一起进行改造农村的斗争。他受到挫折，甚至迫害，但这是在革命过程中经历的曲折和逆流，和杜甫的遭遇是不可同日而语的。他在这里写下的小说，是新时代的“诗史”。

我走下神禾原，进了皇甫村，访问了几户柿树院，听人们说起“柳老汉”的事。他们说，老汉生前，是他们庄稼院里的常客;他们说，老汉的书写得真，写出了当年皇甫村由穷变富的情景，不过到后来，又是“大跃进”，又是“文化大革命”，光景又不行了;他们还说，柳青要是还活着，就会写新的创业史，因为近几年来，皇甫村实行了生产责任制，又由穷变富，蛤蟆滩变成了“兴隆坊”。我对这里的人们使用“兴隆坊”这个古色古香的名词来形容和夸赞他们家乡在社会主义时期的新变化和新发展，感到莫大的兴趣。唐代的都城长安划分为“坊”，如大雁塔在“晋昌坊”，小雁塔在“安仁坊”，如此等等;皇甫村的农民称他们家园为“兴隆坊”，可谓古为今用。当然，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现实和前景并不是“贞观”、“开元”之治所能比的。请看这里的农民，正在以国家和时代的主人的豪迈姿态在耕种稻田，经营副业，兴建学校，创造文明，这样壮丽的现实和雄伟的气象，应使柳青之灵感到欣慰，也使杜甫诗翁的百结愁肠为之一解吧!

从皇甫村返西安市，路过王曲。这是一个热闹的市镇，曾是柳青常来买日用品和观察生活的地方。这里有一座医院，是柳青提供《创业史》全部稿费所建，造福人民，而不为群众所知。

由王曲北行，至韦曲。1974年秋，柳青曾从西安迁居于此。他本来想要迁回皇甫，但那里的家已土崩瓦解，不能归去，无奈，只得栖身韦曲。好在这里也是长安县的农村，离皇甫又只有十五里路，村里常有人来看望他，他又如鱼得水，恢复创作生活了。这是十年前的事情。四年后，柳青就与世长辞了。

在一千多年以前，杜甫曾多次到韦曲。其《韦曲二首》有云：“韦曲花无赖，家家恼杀人”，“美花多映竹，好鸟不归山”;《游何将军山林十首》(山林在韦曲西塔陂)之二有云：“百顷风潭上，千重夏木清。卑枝低结子，接叶暗巢莺。”其五有云：“剩水沦江破，残山碣石开。绿垂风折笋，红绽雨肥梅。”真是好景好诗。我漫步韦曲街头，犹自感谢老杜诗篇，助我游兴，启我情思。

1984年8月5日

(1984年《散文》月刊第11期)

赏析这是一篇游记小品，游访引发联想，游兴伴出情思，在对少陵原的访问中，以流动的笔触，弹奏出人民作家与人民共命运的心曲。作为游记，标题用“访”而不用“游”，突出了题旨。

本篇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布局讲究，虽以游访全过程来结构全篇，但于起承转合间，使文章从内容到形式都显得既完整严谨而又自然流动。

先从访少陵原的因由写起。少陵，是因汉宣帝许后葬于此但其墓又小于宣帝杜陵而得名，但作者游访此地，是因为这里是“杜陵布衣”杜甫安家之所，也是“土地的儿子”柳青落户之处，此地人民永远怀念他们。如此开宗明义，奠定了全篇的思想基调。

接着，两条游访线索分别而又交织展开，并引发联想，用鲜明的对比手法，分别记叙了古今这两位作家的生活和创作。尽管他们所处时代、所怀志向不同，遭遇也不可同日而语，而且一位写诗，一位写小说，但他们都是人民的作家，却写了“诗史”。这正是作者冯健男将两位远距千余年的名家相提并论的契合点。当然，谁又能不认为这也正是他本人的情怀呢!

这里特别值得欣赏的是这种对比手法，运用得独具匠心。首先，这种对比，落笔于相同与不同处，出入于现象与本质间，但最终殊途同归，归于他们都是人民的作家，开拓了作品的意境，深化了思想内涵;其次，这种对比，纵深于古今，上下千余年，使作品充溢着悠悠古韵，又饱含浓郁的时代气息，毕竟，追怀往古，还是为了归意当今。

韦曲，是杜、柳二人都曾到过的具体地方。游访者从这里分别走到了杜曲和王曲，之后又回到这里，意味着全篇就要结束了。作者用杜甫在韦曲创作的诗句作结，合情合理，不仅使我们读者和他本人一样，游兴情思陡增，而且使文章余韵曲色，令人回味无穷，增加了本篇作为游记的隽永流动感。

到此，我们也已欣赏到本篇另一鲜明的特色，那就是其中的考据和引诗用典，不是生拉硬扯贴上去的，而是游访中一步步踏出来的，联想中一环环感受出来的，既突出了风物特征，增添了地方色彩，又开阔了全篇意境，加深了笔端的诗情，而作者片言警策的穿插，令全篇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