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社会中，只有具备良心和正义感的新闻记者，才可能获得勇敢和敏锐，但仍常常会陷入痛苦的境地——有时是采访到手的新闻发不出去，有时是需要采访的地方(比如监狱)不准去，甚至有时是监狱那类地方准许去而自己却失去了勇气……

我在解放前的采访生涯中曾数次探监，但记忆最深的还是未当记者之前，所进行过的一次。那是在1933年，我还是苏州振华女中的高中部学生。由于同给《中学生》杂志投稿的缘故，我结识了在南京金陵大学读农科的徐盈，用现时的话讲，还处于朋友阶段。记得那年春天，我接到徐盈来信，讲其好友汪金丁(现任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教授)因受不白之冤，被关进了苏州看守所。徐盈要我带他前去探亲并给以力所能及的关照。汪金丁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早在1931年时，他和徐盈同在北平参加“左联”组织的“读书会”，后来他俩又与芦焚(即师陀)等人合办一个叫《尖锐》的文学刊物，金丁常在上面写文章。苏州看守所位于盘门附近的司前街，是专关押政治犯的地方，一般人宁愿绕路也不肯走近这座可憎的建筑物。我们振华女中，是个半教会性质的学校，校规很严，但名声颇大。教务长和校长是一对曾留美的亲姐妹。她俩为了办教育，一生都没有结婚。我平素是学校中的活跃分子，爱管闲事，爱发议论，更爱打抱不平。常受到姐妹俩的训斥，但训斥中又包藏着某种钟爱。因为一则我有些小聪明，二来我父亲是个曾经留日的植物学教授，从资历上与她俩还有点相似。说到我的家庭，既有甘避尘嚣的清高，也有息事宁人的软弱，所以探监的事儿，我根本不打算事先征得父母的同意。我在去信问明汪金丁关在看守所的具体房号后，带上一些书籍、食品去探监了。我穿着振华的校服——黄色的短衣裙，挑了条最近的路，径直踏上那湿漉漉的条石台阶，敲开了看守所的大门!面对狱吏的打量，我相信自己的眼光是澄澈和无畏的。也许这身校服又起到保证身份的作用，我没有受到过多的盘诘，只是突然被问了一句：“你和那个姓汪的，是什么关系?”不知什么缘故，我这个平素最直率不过的人，此时却面不改色心不跳地撒了个谎：“表兄妹!”说毕，还目不转睛地盯着那几个。

于是，在简单的登记之后，我被带进去了。穿过几条灰暗的甬道，是“会见室”。我和汪金丁从两个相对的门，被带进这间狭长的房屋，当中还隔着两道铁栅栏。在狱卒的监视下，我们便开始了第一次见面，模仿老朋友的样子闲聊了一阵儿。我这人素有“一不做、二不休”的脾气，既然说是“表兄妹”，那就要装得更像一些——在以后一个月里，我又去了几次。谁知没过多久，就掀起了轩然大波——校长和教务长把我召去，着实地训了一顿，还威胁说，再若如此，就不许按时毕业。家里在得到消息后，一向温和的父母也动了肝火。总之，过了很久很久，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1936年我在上海参加了《妇女生活》的编辑工作。不久，沈钧儒等“七君子”入狱苏州。《妇女生活》负责人沈兹九恰是我在松江女中就读时的图画、手工老师，她要我去苏州采访“七君子”中唯一的女性——著名律师史良，并让我带着一封《妇女生活》的介绍信，证明我是史良的“表妹”。于是故地重游，我又以“表妹”身份采访了史良。不久，《妇女生活》登出了我的《史良访问记》。

1946年我在北平，曾以《大公报》记者的身份，单人匹马闯到了解放区张家口，通过五六天的采访，归来写了一组题为《张家口漫步》的特写，刊登在《大公报》上。这又捅了马蜂窝。在国民党的笔下，张家口一向是“共匪”控制下的牢狱。如今经《大公报》一宣传，竟然一派阳春景象!况且，我去张家口，事先根本没得到政府的许可!事后，军调部中，国民党方面代表兼秘书长蔡文治将军，曾当着新闻界大庭广众公开质问：“彭子冈，你的文章真有煽动力，你是不是共产党啊?!……”

探监，仅是我在旧社会中采访的一个方面。因是在政治高压下探视自己的朋友或同志，这就不仅需用纸笔，必要时还得拼上血肉!正因如此，所以常能留下深刻的记忆，并能与探视对象结下终生的友谊。金丁几十年来是我们家的常客，前几天还拄着拐杖跑来兴奋地“报告”——一是红茶菌使他白发转乌，二是准备把当年的铁窗生涯和浩劫中的遭遇写成长篇小说《在特种监狱里》……最忘不了的是1956年随她出访印度那一个月的朝朝夕夕。《张家口漫步》中提及的解放区诸多文艺界人士，不少人成了我和徐盈在解放后的挚友，并一起冲风冒雨接受时代的考验。就连当时处在对立面的蔡文治将军，去年从客居三十年的美国回来探亲访问时，还特意通过政协友人向我转来诚挚的问候……

我常想：什么是记者的幸福?通常，见到自己准确、生动的采访文章及时地发了，那就会感到幸福。而现在，我仿佛感受到的是境界更高一层的幸福——自己曾作用于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又反过来作用于自己……

(病床口述，徐城北整理)

(1981年《人物》第5期)

赏析记者，被称为无冕之王。在一般人眼中，有时是权力或势力的象征，是很风光的，但在子冈看来，记者，应是社会的良心和正义者。这篇《探监》，就记载了这位有良心和正义感的新闻记者一个特殊方面的几次采访和感受。

选材典型独特、主题鲜明深刻，是本篇的突出特点。这里所谓的典型可从两方面看。首先，记者采访本是多方面的，但作者仅仅选取了“探监”这一特殊的内容，因这一特殊内容最能表达作者作记者的深刻感受：“因是在政治高压下探视自己的朋友或同志，这就不仅需用纸笔，必要时还得拼上血肉!”这一深刻感受也正是本篇所要表达的主题，极富教育意义;其次，所选探监采访的三个具体事件都很有代表性，并且，虽角度不同、各自独立，但又有相当严密的内在联系。第一次是1933年未当记者前的一次探监，虽是私访朋友，但不能不说已有相当的社会影响。第二次是1936年以《妇女生活》编辑的身份采访了“七君子”之一的史良律师，虽作为女性生活范畴审视，但其影响当然不会局限于女性世界。第三次是1946年作者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探访了解放区张家口，这个被国民党视为“‘共匪’控制下的牢狱”，进一步深化了探监的意义。三个事件被作者以都是为着正义的事业这条红线贯穿一起，共同烘托了主题。

夹叙夹议手法的运用是本篇另一突出特点。开篇即亮出作品存在的基点：特殊职业的记者的特殊采访，然后分别记叙了三次具体的探监采访;点明主题后，仍以议论作结，突出主旨，给人以教诲。这样，本篇内容和形式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特别值得欣赏的是这里的叙述和议论很有特色。叙述不是就事论事，议论也不是抽象化、概念化的说教，而是表现为：以议论式独白贯穿全篇，突现出了主人公的形象，增强了本篇作为散文小品的形象性，作品的个性顿生。我们在体会作品深刻思想的同时，不也欣赏着一位有独特气质的女记者的形象吗。她，第一次出现在我们面前时，虽然还是女学生，但其富于正义感、敢作敢为而且很机智的性格已跃然纸上。第二次相见，她更富于斗争经验了。第三次站出来时，带一身凛然英气令人敬慕。总之，在她身上，没有恐惧、绝望，她那对人生真谛的执着追求，表现了一位有良心的知识分子的情怀。接近人生和革命是女作者一生的写照，她也因此赢得社会各界的诚挚和尊敬。

本文没有浪漫的幻想、飘逸的意境、隽永的情思，但一股英爽之气、直视人生的品格令人赞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