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之和老婆拉上关系，不是我的创造发明。咱们的老祖宗早就预约过“书中自有颜如玉”，即书中有漂亮的老婆，而且还有“千钟粟”“黄金屋”，连乌纱和官邸都准备好了，只消努力地读那“御准”的书就是。这真是一个美妙之极的前景，怪不得历代以来，成群结队的读书人循着这条仕进之路，急急忙忙推推搡搡吵吵闹闹地朝山进香似的挤到那条窄道上去。“天子重英豪，文章教尔曹”嘛，而天恩浩荡的结果，是英豪们的“尽入彀中”，脊梁骨不容易伸直。自然，也有在经了事实的教训后，逐渐伸直起来的，如乾隆进士、官至潍县知县的郑板桥，因悯民而请赈获罪，便辞官卖画，孤傲狂放，成为一“怪”，——在不愿扭曲中仍不得不扭曲了某些言行。又如看不惯司马氏擅权，高喊摒弃名教、复归自然的刘伶，竟然鹿车壶酒出游之时，叫人扛了铁锹跟在后面，说是“死便埋我”，真是旷达得可以，实则与“乘桴浮于海”并无大异，只不过后者还想有机会“君君臣臣”而“用我其行”，前者不作此想罢了。不管怎么说吧，在那样的年代，读书读到这样的疯疯癫癫，已算是难得糊涂，或颇有点明白的了——他并未为“颜如玉”之类卖尽灵魂。

此外还有一种读书人，如出身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拓跋宏，自幼便“史传百家，无不跋涉”，“《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并且“才藻富赡，好为文章”，他的读书，当然不是为了讨个好老婆，以他的地位，即便歪嘴跛脚，后宫总是会充盈有余的。然而，除了牧民治国的需要之外，他竟逐渐被汉化而且热心地推行起汉化政策来了。他禁止士民胡服，要换汉装;禁止鲜卑语和别的民族语，须讲汉语;改鲜卑姓为汉姓，提倡鲜卑人按门第和汉人通婚，推行汉族的典章、官制、礼仪。于是，自蜀汉后主刘禅亡后二百四十余年，中原大地竟在鲜卑族皇帝的统治下“重见汉官威仪”，这当然是汉族的“国粹家”们十分高兴的事。不管如何，由此也可见，读书不但和老婆有些关系，还和比老婆重要得多的事有些关系。

一千五百多年又过去了，事情来了个大大的逆转，一度燃遍神州大地的读书热逐渐有点冷却，发财热冲昏了不少头脑的深层思考，某些尚未有归宿的候补老婆发生了一点至关重要的位移，某些仍然执迷不悟的候补丈夫还在埋头读书，不知其老婆危机之己至。请读二月二十日《光明日报》上一位姑娘给一位征婚大学生的妙答：



……读书苦，读书忙，读书有啥用场?像你握着笔杆的，不如

讨饭，像你这种全世界顶背时的背时鬼，纯粹给大学生闹笑话。文化当不了饭吃，理想当不了钱花。现在的姑娘都吃人民币，像你这种有笔杆，没有人民币的，只有娶个五十岁的老太婆。



这样的奚落挖苦虽远非“滴滴香浓”，但这位姑娘还真有点“意犹未竟”，接着为之出谋划策：



如果你今后娶上老太婆，劝你的儿子不要上大学，读到小学五年级够了。现在都有计算机，劝他卖甲鱼，那时他就成亿元户了……



有人从理论上分析了在商品经济初始发展、新旧体制并存阶段，分配不公的必然性，只有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秩序完全建立起来了，才可望根本解决问题。这自然很有道理，而我想略作探讨的，却是事情的另一方面，即：一、“读书有啥用场?”二、“现在的姑娘”是否“都吃人民币”?三、娶了老婆而不“太”，即不到五十岁，或竟然“太”，即年纪大一些，儿女要不要去“卖甲鱼”?

“文革”的时候，读书不仅具“有啥用场”之疑，而且简直就是犯罪，许多文化精英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寿终牛寝”，更多的读书人仿佛进入了炼狱，炼其永无休止的“罪愆”，炼得内外皆伤。一时之间，愚昧和专横统治了中国，封建迷信大行其时，搞到经济欲溃，民不聊生。严酷的现实，从反面证实了读书，也就是知识的一个重要“用场”——医治愚昧!这位姑娘也许以为自己相当聪明，可以不必等到成了“五十岁的老太婆”才去嫁一个“背时”的大学生，而是老早就物色好了“卖甲鱼”的“亿元户”之类，从此可望安富尊荣。然而，眼睛盯着“亿元”而嫁，那不叫婚姻，那叫买卖，他可以买你的青春，也可另买一个小老婆的青春。说到底，先前跪拜玉皇大帝，现在改跪赵公元帅就是了。其实是迷信有加，愚昧如故，很需要多读点书，增长点知识来医治一下。

再说，“吃人民币”的姑娘确是有的，却并不“都”，说“都”是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略同于“武大郎开店”——凡高过自己的都得斩去一截。而且，当今据说是“全世界顶背时的背时鬼”的大学生们，找起老婆来，倒也并不如这位姑娘所设想之困难，事实说明，许多姑娘并不“都吃人民币”，她们“吃”爱情，“吃”文化，更“吃”理想，赵公元帅左右不了她们的真情。这位“吃人民币”的姑娘如果前去应“背时鬼”的征婚，恐怕不能入选。

还有，迄今为止，尚未听说哪位大学生找到了一个“五十岁的老太婆”才能结婚，把“五十岁的老太婆”拉出来羞辱一番毫无必要，且显然缺德。就算娶个老婆有些“太”，即“年纪”大一些，只要确有真情，也未为不可，所生的儿女去“卖甲鱼”，又如何!顺便说说，即便卖甲鱼，如果多读点书，可能事业发展得更快，计算机终究代替不了知识。

那么，读书和老婆，乃至发财，就那样的水火不相容么?还是让事实来说话吧——被日本广播公司记者誉为“中国大学生村”的天津市南郊新建村，二百来户农民过去大都是文盲和半文盲。十年前当其人均收入不足百元之时，竟有眼光和魄力集资二十余万元盖小学校舍，办幼儿园，添置教学设备。自恢复高考迄今，全村已出了二十七名大学生，三十四名中专生，平均每二十个农民就培养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结果怎么样?到了一九八八年，人均收入达到一千七百元，比十年前增长了十六倍。他们还继续把孩子送去读中专、上大学，且认为长学问远胜于增收入，似乎并不担心儿子成了大专生后娶不上好老婆。

当然，读书也并非万能，读到呆头呆脑，脱离实际，不晓世事，乃至目中无人也是有的。但那不能当作大多数读书人的代表，正如不能视拜金姑娘为大多数姑娘的代表一样。

社会发展至此，咱们老祖宗的“书中自有”论受到了改革开放的挑战，受到了商品经济迅猛发展的冲击，这正说明着社会的进步，也说明着教育自身的某些缺点必须认真改进、解决，还说明着改革开放之仍须深入进行，尤其说明着精神文明建设必须与经济发展同步。

一九八九年四月六日

(1989年4月28日《羊城晚报》)

赏析以报上一则刻薄的征婚答话为引子，用《读书与老婆》这样通俗而又引人的文字为题，作者从日常生活中出现的一个现象入手，去谈商品经济，谈教育，谈改革开放，谈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感情浓烈，思想深邃。

托尔斯泰说得好：“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当我们读到《光明日报》上那位姑娘的答话时，谁能不感慨万端，动之以情呢!可贵的是，作家并没有停止在感慨上，他在激动之余，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他把自己的感想物化成文字，形诸笔端，正如作家所曾表白的：“我只是爱我所爱和恨我所恨，而又在文字中把这感情表达出来罢了。”这感情是真挚的，爱恨是分明的，而剖析是非常透彻的。对那位姑娘的答话，作者并没有厉声责骂和严词批判，而是以一些生动引人的事实和准确、具体的数据，细细加以比较和分析，出语虽有几分幽默和辛辣，但也使人感到是谆谆善诱而乐于接受。一篇短文，谈得如此生动、透彻、全面，如此充满着辩证法，确是难能可贵。文末一段，作者画龙点睛地道出了本文的题意：社会在进步，改革开放仍要深入进行，教育必须改革，精神文明要和经济发展一起抓。读者读到这里，也就自然领悟了文中的深意。本文确是做到了所言者小，所指者大的。

文章从古代写到现在，从中国写到日本，从皇帝写到农民，有故事，有史实，有引文，有数字，零零总总，洋洋洒洒，运笔自如，充分显示了作者驾驭材料和语言的能力。随笔就是要随意而写，自由不拘，但这并不等于漫无边际地去“信天游”，作家始终是围绕着改革开放，知识有用这个中心去写的。文章纵横驰骋、洒脱不羁，富有生气，时而郑板桥;时而“文化大革命”;时而天津“大学生村”，有开有阖，迂回变化，十分耐读。叙述不琐碎，议理不干巴，真正做到了叙事、描写、议论恰到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