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书法家田原为我书斋所书的“蜗之庐居”为题，以方成为我的肖像画作比。方成以夸张手法突出我的大鼻子，若因此而抹去面部其他

器官，就不成其为我了。同样道理，我这间十平方米的书斋，若不放进木床、餐桌、衣箱、五斗橱等家具，也不成其为“蜗之庐居”了。因此，我这个书斋，可称“矛盾的统一体”。

既称书斋，该有书桌书柜吧。原在我书斋内，餐桌也是书桌，直到前年小女出阁，方购置一张书桌，填补了单人床的位置。我有一个老式书柜，书刊早已满员，后来者，都被我堆在墙角或塞进床底下去了。因此，每当我写文作画，需要找寻资料而不得时，烦恼得借酒一浇胸中块垒。

既称书斋，该有古玩摆设吧。我家本是书香门第。老家有一间宽敞典雅的书斋。抗战爆发，敌酋占居我家，把历代祖先收藏的珍贵文物，装运到日本国去了，从此我家成了破落户。战后我从重庆归来，胞弟把劫后幸存的两件古董交给我。一件是商周时代的觚，一件是木雕佛像。在我的书斋内，总算有了两件珍贵摆设，点缀风雅。可是在大炼钢铁时，为了响应号召，那只觚“慷慨捐躯”。迨至“文化大革命”，我这个曾被国民党特务追捕的漫画作者，忽然间成了特嫌分子，关进了地下室。老伴惊恐之下，一把火把佛爷送上西天去了。

斗室藏书

——怎么钻床底?

——为你拿书呀!

　　　　　　王乐天画

既称书斋，该有珍版藏书吧。书柜内目前仅存有上海著易堂出版的上下两卷先祖子耆公的《紫苹馆诗钞》，在张季直所作序言的书眉上，有祖父故友的眉批：“事变归来，重理旧书丛中，检出王子耆先生赠紫苹馆诗抄，所谓三十年前故友，幻如隔世再读旧作，何幸如之”。即使这两卷线装书，也是劫后从街边旧书摊上买回的。我还收藏了一九三四年出版的《时代漫画》和《漫画生活》创刊号各一本。老一辈漫画家都知道这两家各分系统，前者主编鲁少飞，作者有叶浅予、华君武、张乐平、廖冰兄、丁聪、张光宇、正宇昆仲等等。后者主编黄士英和黄鼎，主要作者有蔡若虹和张谔等等。去年纪念《时代漫画》创刊五十周年，叶老召集在京该刊作者聚会，我带了这本创刊号赴会，大家以为我保存不少稀版古籍。其实，仅此一套而已。

既称书斋，该挂有名家字画吧。我书斋四壁都是漫画家的作品，一幅是丰子恺的《努力爱春华》，一幅是叶浅予的《延边长鼓》，一幅是齐白石的《蛤蟆图》。读者或许会问怎称齐白石为漫画家了呢。可是有书为证的，毕克官写的《中国漫画史话》中，就专有一章谈齐白石的讽刺画。刘海粟在“年方八四”时，知我从事漫画创作，写了“纸上人间烟火，笔底四海风云”十二个大字赠我，现在就挂在正壁上。另外，还挂了瘫痪整整七年的漫画家米谷为我画的两只挂盘。

既称书斋，该有个幽静的写作环境吧。可是每逢夏夜，书斋后窗底下，有些居民下棋打扑克直到深夜。前年中国青年报编辑为我呼吁，北京市委嘱朝阳区委派街道办事处主任等前来调查，个别居民却说我是知识分子翘尾巴了。现在夏日又将来临，蓦然想起去年今日，在全国政协会议期间，赵超构见我时说的那句话：“王乐天呀，你怎么成了王忧天了呀!”

(1985年5月11日《光明日报》)

赏析这是一篇富有时代性、幽默感和辛辣讽刺意味的妙文。

王家本是书香门第，在老家有宽敞典雅的书斋以及祖先收藏的珍贵文物。《蜗之庐居》一文，就通过这幢住房及其家藏文物的沧桑之变，揭露了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贪婪掠夺，也反映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时期摧残文物的极左路线带来的恶果。纵观作者60年来的漫画，或揭露美蒋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或为劳苦大众鼓与呼并一洒同情之泪，或讽刺官僚主义和社会上的不正之风，无不与时代性息息相关。诚如国画大师刘海粟所书：“纸上人间烟火，笔底四海风云”。

幽默感是一种语言艺术，作者深谙个中三昧。以“蜗之庐居”命名书斋、作为文题并借此起兴，便具有浓重的自嘲和讽喻的幽默感。随之借题头画像中的“大鼻子”做文章，引人发噱。把书刊塞满老式书柜，戏称“满员”，仅换一词，把堵得慌的物态变为拟人的动态了。把珍贵的商周时代的觚，轻率地投入炼钢炉内化掉，讽喻为“慷慨捐躯”，受当时左倾狂热影响的情态宛然在目。把古玩摆设性的木雕佛像在“文化大革命”中予以焚毁，说成是“一把火把佛爷送上西天去了”，把当时的惊恐、事后的惋惜，巧妙地化解为佛门的升华，贴切而饶有幽默。凡此种种，平添了许多文采和风趣，把凝滞的苦涩转化为轻快的“微笑”。这是幽默感带来的美学效应。

《光明日报》开辟“我的书斋”这个专栏是专为知识分子改善学习工作环境造舆论的。凡从无书斋到有书斋，从嘈杂局促的书斋改善为宽敞幽静雅致的书斋，则以现身说法、实事求是地歌颂之：反之，则讽喻之、呼吁之，期望有所改善。《蜗之庐居》当属后者。因此，随笔接连五段的开头均为“既称书斋”的反诘语，其忿懑之气沛然，但这是不得已而诉之的啊!文中的每句话，句句皆实话也。

唐代大诗人刘禹锡被贬官时，身居陋室，作《陋室铭》以自遣。但是，他终究有“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调素琴，阅金经，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那幽静的小环境和良好的人际关系，才引发刘禹锡借孔子之言，予以“何陋之有”的自慰!然而作者呢?固然他的《蜗之庐居》一文问世后，引起了有关部门的关注，安排他乔迁到北京西城区的一座高楼的三居室里“安居”了，条件似乎“改善”了;但因7口人挤居三室，作者仅得7平方米的书斋兼卧室以栖身，其局促之状依旧，故而作者未能怡然“乐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