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文学的缘分很浅，但也可以说很深。从很小以来，我便对它怀抱着兴趣，但常常因了别的缘由，不能不与它疏远，甚至于把它抛弃。

起初为了革命，我曾经抛弃过它;后来为了流浪，也曾经抛弃过它;现在为了生活，又不能不抛弃它——因为“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这句话里面所含的意义，我是体会过来的，虽然在精神上我依然对它保持着十分的亲切，廿年来有如一日。

说句老实话，我向来有一种偏见，以为文学是没出息的人干的玩意儿。世界上最勇敢最实际的是行动，最聪明最深刻的是沉默——积极和消极都有同样的伟大性，而文学却只能“说话”!

但倘若连说话都不能随便说了的时候，我便会觉得聪明而深刻的沉默只是耻辱，而说话也便成为勇敢实际的行动之一，非要说几句不可。然而我竟没有说。文学呀文学，莫非我终究要与你绝缘了吗?

倘若真能如此，倒也未尝不是好事，然而这在我明明是不可能的，我从心的底里深深地爱恋着它。那么，我难道将披着长发，衔着烟卷，对于自己感伤着，对于世事愤慨着，唱唱诗歌，说说风凉话，寂寞而无聊地过这一生吗?我希望不是这样——女神Verdandi将给我以光明的启示。

(1934年生活书店《我与文学》)

赏析这是一篇谈文学与生活的小品文。写本文时作者还不到30岁，但已在诗歌、小说、散文创作上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其著作在新文坛已占有一席之地。由于国民党政府对进步文艺的摧残，许多革命作家先后被杀被关，自己生活也极不安定。这就引发了他对文学与生活关系问题深深的思考：文学的功能倒底是什么?作家们能否借此道以“安身立命”?作家的神圣使命应当是什么?

关于文学的作用问题，当时存在着两种看法。一种认为文学可以救国，奉之若圣，作家们自作多情，乃至把文学抬到无比的高度，却不知“文学不能安身立命”的实际情况和局限性。另一种则认为文学救不了国，当不了饭，是毫无用处的东西，有的竟认为可以取消。

作为小品随笔，本文对文学的功能问题没有进行全面详细的论述，而是从小处切入，管窥一斑，娓娓道来，意在言中。文章第一层从日常生活谈起，自己从小深爱文学，兴趣很浓，只是由于一些“别的缘由”，不能不疏远它乃至抛弃它。这“别的原因”，也就是第二层所述，文学家不能像实际战斗者一样，可以用“最勇敢最实际”的行动表达爱憎，而只能靠笔墨表达爱憎。因此，进步作家不能“沉默”，必须“说话”。但一“说话”就免不了产生纠葛，冲撞时政，得罪权贵。因此，敢不敢说话就成了大问题。第三层意思进一步讲“别的原因”，特别指出当时的情况，是“连说话都不能随便说了的时候”，也就是毫无言论自由的专制黑暗时代。作为革命作家更不应沉默，而必须敢想敢说敢怒敢骂敢写;仗义执言，敢于“说话”，正是“勇敢实际的行动”的标志。作者自感在“非要说几句不可”的时候，“竟没有说”，既是自谦自责之辞，又足以透露当时反动高压的严酷。“莫非我终究要与你绝缘了吗?”一句，既照应了前文，又深透出不甘寂寞，斗志犹存，仍要“说话”的心声，——事实上，写作本文不就是在“说话”吗?

这篇小品文的结尾，采用杂文笔法，几经曲折，迂回反复后吞吐真言。倘若真不“说话”是“未尝不是好事”，当系反语;“明明是不可能的”诚属核心之笔;而从“对它怀抱着兴趣”，到“精神上我依然对它保持着十分的亲切”，再到“从心的底里深深地爱恋着它”，层层深入，无疑是发自内心的真切感受。怎么办?作为作家及战士，作者自然不希望过碌碌无为的日子，而是希望“女神Verdandi将给我以光明的启示”。这一句真是传神之笔，可谓“此时无声胜有声”含蓄而巧妙地解答了疑窦。作者明知“此道不可以安身立命”，破除了文学高于一切的神圣观点，让文学从象牙塔中走了出来;又表达了自己将一如既往，以文学为武器坚持战斗的信念。

本文内容丰富、深刻，显示对时代忧患和作家前途命运的深切关注，以及自己与文学事业心心相连的思想情感。文章俊俏隽永，感情真实，对文学的作用既不夸大，又不否定，谈论时，放得开收得拢。文中既有含蓄的深沉之笔，又有轻快形容的俏皮之言;结尾更以等待女神启示作结，避开了一般化的结论，显得聪明过人。文章还采用对比、假设、形容、反语、讽谕等多种修辞手法，显得敏捷而不轻浮，自由而又切题。本文不愧为一篇不可多得的随意挥洒却又入题入味的优秀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