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盖能文者非显则隐，显者贵，求之不得，况令其代;隐者高，得之无由，亦安能使之代?渭于文不幸若马耕尔，而处于不显不隐之间，故人得而代之，在渭亦不能避其代。又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而代者必士之微而非隐者也。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

(《徐渭集》)

注释①代集——徐渭因坎坷不遇，积郁成狂，于病狂中疑杀其妻，被捕下狱，在狱中整理自己的文稿时，将代人写作的文章编为一集，称为代集。《代集》未单独传世，但其序与集中多数文章都可见于后人为他编辑的文集中。

赏析袁中郎为文长作传，既为他的绝代才华所倾倒，也为他的命途多蹇而慨叹：“余谓文长，无之而不奇者也。无之而不奇，斯无之而不奇也，悲夫!”中郎深沉的叹息表达了一代奇才被不公平的社会所扼杀的悲愤与惋惜，也是对文长有大才华而遭大不幸的悲剧性一生的总结。这篇短文则是夫子自道其不幸。

文长困顿半生被捕入狱，对今生今世已痛感绝望之余，看到他为别人代作的、大量的文章，怎能不悲从中来、感慨万千?

他想得很远，思虑得很深!

他首先想到“古人为文章，鲜有代人者。”因为“能文者非显则隐”，而“显者贵”，他们的文章“求之不得”，怎么还会去为人代作?而“隐者高”，他们的文章“得之无由”，怎么能使之代人作文?或显或隐，文长是从人的社会地位考虑问题。显者高贵、富贵，隐者则清高、清雅，他们高超的社会地位，使他们的文章不可轻易为人所得，当然更不可能为他人代作。古人为文是个人言情、言志，是自己思绪、心意的真实流露。这就是文长对“古人为文章”的历史的思考。

那么文长他自己呢?他在现实中是个什么地位?文长能诗会文、善书善画，且才华绝世，这本是人生的大幸。然而，只因屡困场屋，八次乡试均未中举，他便被抛进了人生的死胡同，落得个“处于不显不隐之间”的尴尬地位：没有一官半职的穷秀才，当然说不上显达，且实际社会地位是低下的;同时，他又不具备家资丰厚、能摆脱世事烦扰做一个隐士的条件。这样的地位，“故人得而代之”了，一切的显者、贵者、富者都可以让他代作他们所需要的各种应酬文字、官样文章。然而，又为什么偏偏是“渭亦不能避其代”?这里有着文长未能说明或不便说明的更深刻的内涵。一是文长为生计所迫，不能不以此养家糊口。一是文长有真学问、真才华，他的才学别人能派上用场。浙江巡抚胡宗宪赏识他，以他为幕宾，其根本原因正在于此。如果只是一个酒囊饭袋式的落第秀才，于显者有何用处?胡公得白鹿，文长为之上表嘉靖，得到皇上喜赏，从此胡宗宪“一切疏记，皆出其手”，可谓遭际显者，甚得爱赏。不过，这对文长个人的人生历程又有何补益?以后胡公得罪，文长也就丢了饭碗，还因怕牵连而惶恐终日。一个如此奇才，自己的命运竟系于别人的沉浮与升降之中，这才是人生最大的不幸与悲哀。他怎能不深深慨叹“渭于文不幸若马耕尔”!他为文一生，如老马犁田，辛苦万状，为他人代作，是不得其所。如果真要以马喻之，文长是良马、战马、千里马，本应为自己建功立业驰骋沙场，然而，他的才学不能为自己开创事业，不能让自己有声有色的立足社会，堂堂皇皇的生活，只能卖文为活，被别人差遣，还常常衣不蔽体、食不果腹。所以，他这“渭于文不幸若马耕尔”的万分质朴的感受，有着千斤的分量，不仅浸透着文长为生计而劳苦奔波的人生的辛酸，更饱和着千古怀才不遇的失意文人的悲愤、盖世奇才、落魄无依的憾恨!

然而，文长并不只想到自己，他还从自己切身的不幸遭遇中放眼社会，因为像他这样为人代作并非个别现象。这又是为什么?这是因为“今制用时义，以故业举得官者，类不为古文词，即有为之者，而其所送赠贺启之礼，乃百倍于古，其势不得不取诸代。”原来是八股取士造成了为官者写作能力的衰退与低下，他们以举业得官，只会时文八股，连诗词古文都很少能成吟成篇，而官场与社交的礼仪又日趋繁盛，就必然造成了“士之微而非隐者”为人代作的社会现象。所以文长得出结论：“故于代可以观人，可以考世。”所谓观人，是由大量的代作文字中，可以看见一个人是怎样变成了为他人做嫁衣裳的文字工具;所谓考世，则是从中可以看到八股取士的恶果，可以看到官僚文人文化水准的低下，可以看到贫穷知识分子难言的精神压抑、人生悲苦……

全文不到二百字，然而以代人为文为轴，由远及近，由古人想到自身，又由个人思及社会，有事实、有感受、有议论，转折有致，言简意丰，既充满了真挚充沛的感情，更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感。真不愧奇人奇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