壬寅年^①张文襄^②督鄂时，举行孝钦皇太后万寿^③，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历，费资巨万，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余时在座陪宴，谓学堂监督梁某曰：“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有人唱《爱民歌》者。”梁某曰：“君胡不试编之。”余略一伫思^④，曰：“余已得佳句四，君愿闻之否?”曰：“愿闻。”余曰：“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座客哗然。

(《辜鸿铭文集》)

注释①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公元1901年。②张文襄——张之洞，谥文襄。③孝钦皇太后——即慈禧太后，其徽号(即谥号)长达16字。时人称为孝钦。万寿，君主的诞辰。④伫思——站着思考。

赏析这是一篇抨击皇太后慈禧万寿庆典的小品文。太后生辰举行庆典，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的，规模盛隆，耗资巨大，也不为怪;庆筵中，令唱《爱国歌》也无可非议。而作者却讥嘲此种所为是搜敛百姓，坑害万民，言词之尖锐，实在惊世骇俗。

作者笔下的庆典场面与他的爱国主张是格格不入的。庆寿场面盛大，竟相侈奢，“各衙署悬灯结彩，铺张扬历，费资巨万。”按照忠君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忠君的理论，当时慈禧太后实际为一国之君主，为她庆寿，场面搞得越大，费资越多，便越是忠君，越是爱国。各级官吏心中哪有百姓。你爱百姓，百姓不能给官做，于是竟相“铺张扬历”起来，而耗费这些巨资则是在刚遭受水旱灾害不久尚未来得及喘息的百姓身上搜刮来的。愈搜刮，百姓愈活不下去，愈易激起民变，民变，则国必乱，这那里是爱国?接下去，作者描写庆筵对洋人的态度。“邀请各国领事，大开筵宴”，《辛丑条约》的签订本是中国的奇耻大辱，而实际掌权者慈禧则对此条约心满意足，得意地扬称“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即竭尽举国财力，讨洋人喜欢。于是，庆寿也要讨洋人之欢心了。主子尚且如此，奴才们更会尽奴才的本领，遂“并招致军界、学界奏西乐，唱新编《爱国歌》”，军乐队奏西乐，学生们高歌，一派媚洋气氛，目的还是为讨洋人的欢心，这里只有损国、辱国，而无爱国可言，只有扰民之事而无爱民之心。对此，一腔忠肝义胆的作者，愤然提出：“满街都是唱《爱国歌》，未有人唱《爱民歌》者。”遂不惮于“动触时讳”，咏出“天子万年，百姓花钱;万寿无疆，百姓遭殃”的使“座客哗然”的佳句来，给火热盛典大泼冷水。

这篇小品文将两种极不协调的场面、内容安排在一起，造成了强烈的讽刺效果。一面是悬灯结彩，顶带花翎补服朝珠的官吏们山呼万岁;黄发蓝眸，西装革履的洋人们觥筹交错;军乐齐奏，众生高歌，热闹至极。一面是冷眼旁观，伫立凝眉，窃窃私语，愤慨陈词，满座惊哗。一边祝寿，一边诅咒。一面做亡国事，一面唱《爱民歌》。而作者尖锐的抨击，辛辣的嘲讽皆隐藏在这种种不协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