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庸天险刊峰连，万里金汤固九边。

雄峻莫夸三峡险，崎岖疑是五丁穿^①。

岚拖千岭浮佳气，日上群峰吐紫烟^②。

盛世只今无战伐，投戈戍卒艺山田。

[注释]

①五丁：五个力士。秦怠王伐蜀而不得道路，于是造了五只石牛，把金放在石牛尾下， 扬言石牛能金。 蜀王信以为真， 派五丁把石牛拉回国，开辟了道路。一说为蜀王派五丁迎五女。

②紫烟： 即紫气、紫云、禅瑞的云气。《南史·宋文帝纪》，少帝景平二年，江陵城上有紫云，望气者皆以为帝王之符。

[赏析]

居庸是北京的天然门户，尤其是当北京成了帝王之都后，它的地位就更显重要。原始战争对地利的依赖，显示了它的实用价值，而在和平时期，它又成了人们的鉴赏对象。这种由功利到审美的倾斜，内在的感情演绎，很值得人们去寻觅。

应该说，“居庸叠翠”成为燕的八景之 一，并不始于清，元代陈孚就作过同题的一首：

断崖万仞如削铁，鸟飞不渡苔石裂。

嵯岈枯木无碧柯，六月不阴飘急雪。

塞沙茫茫出关道，骆驼夜吼黄云老。

征鸿一声起长空，风吹草低山月小。

这首诗，虽也是写“叠翠”，但基本没有翠的意味。作者着意的，是山的雄奇高险，环境的荒凉，气候的恶劣，那种特有的地方特色·“沙茫茫”，“骆驼夜吼”更是让人望而生畏。在此守卫的士兵的生活，能不苍凉悲壮吗?由此我们也可看出时代的烙印在诗中留下的影子，写北方关山的传统题材而形成的习惯调子。

但时代在变，作者在变，传统的题材虽然还继续保持它的惯性，而新的东西却也在悄然而生。

比较一下两首诗的首联，我们就可明显体会出它们的不同，陈孚的诗突兀而起，精警峭拨，是特写镜头，而乾隆的诗则是泛写，平淡得多，陈诗的形象有 一种高大峻伟的特性，在人的面前，它展露着不可征服的崇高，人的作用在这里是无能的、渺小的。乾隆的诗虽也有客观的陈述，若 “列峰连”、“固九边”之类，但在里边所灌注的生命之气力，则并不强大，只是对其历史的一种追记。

颔联在首联的泛写之后，应该由大背景转到小背景，由写意而转到工笔，可作者并未这样做，只用了两个简单的对比，来写 “险” 与“奇”，通过比较的对象而反观自身，本体特征并未写出，“险”“奇”只得悬空，由于采用了三峡、五丁的故典，更多的是概念化的东西，既没有 “两岸猿声啼不住”的生机，也没有 “地崩山摧壮士死”的悲壮。只截取了它们的最后结果，而那种惊心动魄的过程却被无情地抛弃了。

有意思的是，在颔联的泛写之后，颈联又是泛写，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作者的真正写作意图，他并不着意去写自然的巨大力量对人产生的压抑，恰恰相反，他只是为某种现成的东西，寻找先验性的证据，在 “佳气”、“紫烟”这些祥云瑞气的后边，一方面当然显示着和平之氛围，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龙气，地气的自然蒸发，此所谓旺相，让人疑为仙境，以前是人为山作铺垫，至此则是山为人所驱役，由此自可看出山的功能性变化和人的职能性提高。

最后一联，作者豪情一抒，肝胆尽剖，点明了歌德的精神实质。作为最后一个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在雍乾阶段，社会确实是不断上升的，能为几千年痛苦的征伐划一句号，也自有皇恩浩荡的功劳，像李白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所守或非亲，化为狼与豺”的现象没有了，历史渡过了那动荡的年代，走上了和平建设的轨道，因而帝王的气魄也要宏阔得多，平静得多，那种颐指气使，指点江山的风范，显示着他的胸襟气度。同时，也少了普通人的激情，消失了庶民的怨怒，摄人心魄的冲突张力也减弱了许多。只显得四平八稳，温柔敦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