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

乃兹烦见示，满目一凄恻。

悲风生微绡，万里起古色。

锵锵鸣玉动，落落群松直。

连山蟠其间，溟涨与笔力。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

杨公拂箧笥，舒卷忘寝食。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

这是杜甫题咏张旭草书的名篇，作于大历元年，夔州。殿中杨监，即殿中监杨某。关于什么叫“草书图”，历来解释不一。有人认为有点像王羲之《笔阵图》，此说似不当。清施鸿保《读杜诗说》认为，古代书与画均可称图，草书图当是草书障子亦即草书卷轴，此说可供参考。

本诗可分如下几层来鉴赏：

第一句至第四句为第一层，是全诗的总提。诗人开篇落笔，就情深意浓。他写道： “斯人已云亡，草圣秘难得。”斯人，指张旭，他是杜甫旧友。草圣，原指伟大草书家，这里指草书。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曾满怀赞美之情，塑造了“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公前”的生龙活虎的形象。而今，这位草书家已经去世，他那“挥毫落纸如云烟”的书迹也秘而不传，难以得见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和遗憾!然而今天却有幸得见杨监出示的张旭草书，于是必然会通过视觉勾起一片凄恻之情。

第五至第十句为第二层，描述张旭草书之妙以及诗人自己的审美感受。

诗人面对草书珍品，伴随着满目凄恻之情而进入了形象思维的天地。刘勰《文心雕龙·神思》写道： “文之思也，其神远矣……吟咏之间，吐纳珠玉之声;眉睫之前，卷舒风云之色。其思理之致乎?故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杜甫正是如此。他悄焉动容，视通万里，感到绢绡之上，眉睫之前，悲风忽起，古色盎然。诗人的思理之妙，还在于借助通感移觉，把视觉和听觉沟通了起来，于是，耳际如闻珠玉之声。 “锵锵鸣玉动”，锵锵，是象声词。这句是说，观赏草书的线条旋律，似感到佩玉晃动撞击，如银铃般清脆悦耳，如音乐般和谐奏鸣。在眼前，又通过联想出现了生动的画面： “落落群松直。”落落，稀疏的样子。直，骨力挺拔。这句是说，书法有如疏落的几株长松那样，苍劲而挺拔。 “连山蟠其间”，这又是换一个审美视角，诗人看到线条的节奏起伏，如山冈连绵，蟠曲多姿，其势蜿蜒不荆 “溟涨与笔力”，诗人形容张旭的笔力惊绝，犹如溟渤涨水，浩浩奔放，不可端倪……杜甫的这段描写，把作品和感受结合起来，写得有声有色，有静有动，万象纷呈，境界阔大。杨伦《杜诗镜铨》引李子德语云： “摹写处具见大力，直是造化在手。”这一评论是十分中肯的。

第十一至十六句为第三层，赞美张旭书学的精深。张旭草书为什么能取得如此动人的效果?这当然与他长期来刻苦学书有关。于是诗人借历史事实来引发和议论。

“有练实先书，临池真尽墨。”这是用汉代草书家张芝的故事。南朝宋羊欣的《采古来能书人名》曾有如下记载： “张芝，高尚不仕，善草书，精劲绝伦。家之衣帛，必先书而后练，临池学书，池水尽墨。……人谓之草圣。”古代的所谓“练”，是把丝麻或布帛煮得柔软洁白。张芝家里的衣帛，在练之前，都经过挥写，遍布墨迹，这一方面固然是一种“充分利用”，另一方面，更可见张芝的认真勤奋，不拘小节，无处不可学书，而且心目中无在非书。至于“临池”一事，更是书法史上的美谈。他在池边学书，由于常在池中洗笔砚，以至于池水都被墨汁染黑了。这充分说明了张芝学书所下的苦功，可见“精劲绝伦”的书法和“草圣”的桂冠得来不易。从此，“临池”也就历史地成为学书的形象化的代称，甚至古代某些书论著作也冠以“临池”或“墨池”的美名，如唐卢携《临池诀》，宋朱长文《墨池编》、明杨慎《墨池琐录》、清朱和羹《临池心解》、周星莲《临池管见》等。由于张芝和张旭同姓，又均被誉为“草圣”，所以杜甫借张芝来比拟张旭。确实，张旭的草书也不是信手乱抹的，他也曾孜孜不倦地学书，李颀所谓“皓首穷草隶”，而其草书的功力也来自楷书。张旭的《郎官石记》，就被董逌《广川书跋》评为“备尽楷法，隐约深严，筋脉结密，毫发不失，乃知楷法之严如此”。因此，在勤苦习书方面，张旭也完全是可以和张芝相提并论的。

“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张旭一生的书艺追求，是以俊拔为主导风格的。这样，不论楷书还是草书，无不雄强轩昂，骨力非凡，而不会流于软浮纤弱，字卧纸上。唐太宗《王羲之传论》就批评一种书法： “行行若萦春蚓，字字如绾秋蛇”。其实，这正是忽视“俊拔为之主”的结果。张旭的可贵还在于，他并不停留在一个水平上，决不满足于已有的成就，而是不断探索，锐意创新。他晚年的审美理想和艺术构思又有转变，力求升华到更高的境层。这种暮年变法，几乎是历史上很多伟大艺术家获得成功的共同之路。杜甫的“俊拔为之主，暮年思转极”两句，不但对张旭来说是一语中的，探龙得珠，而且还有其普遍意义，可把它当作书诀或艺诀来读。

“未知张、王后，谁并百代则。”杜甫标出历史上足以规范后世、堪称典型的书法家来比拟张旭。在中国书法史上，南朝宋虞和的《论书表》最早推出东汉张芝，三国魏钟繇，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为书艺典范。南朝梁袁昂《古今书评》又据此以文学语言赞颂道： “张芝惊奇，钟繇特绝。逸少(王羲之)鼎能，献之冠世。四贤共类，洪芳不灭。”诗人杜甫则又从中拈出张芝和王羲之来，作为楷模，并设问道：不知张、王之后，谁能继之而并立为百代的书艺典则?不答之问，其实已暗含了答案——张旭。这是诗人对张旭精深的书学的崇高评价。今天，历史已完全证实了杜甫的评价。

第十七至二十二句为第四层，以杨监的善于鉴赏作结。

“呜呼东吴精，逸气感清识。”呜呼，叹词。东吴精，指张旭。李颀在《赠张旭》中曾把张旭称为“太湖精”，杜甫则进一步将“东吴精”作为张旭的别号，意为张旭是吴人，他秉受了东吴的精气，故而才能非凡，出类拔萃。逸气，指张旭草书的逸气。清识，清高的识见，指杨监的鉴赏眼光。后一句是说，草书的逸气足以感动杨监的清识。正因为如此，杨监才细心地拂拭“箧笥”——珍藏书画的箱子，取出草书卷轴，经常舒卷把玩;他被草书的那种气势笔力之美所吸引，达到了废寝忘食的程度。杨监不愧为张旭草书的知音，而这是和他富于艺术鉴赏的“清识”分不开的。

和杜甫一样，杨监和张旭也是旧友。他在鉴赏草书的同时，又想起往昔张旭挥毫落笔之时。 “念昔挥毫端，不独观酒德”。后句是用了刘伶的典故。刘伶是西晋文学家， “竹林七贤”之一。他生活放诞，蔑视礼法，性尤嗜酒，作有《酒德颂》。张旭和刘伶颇有相似之处，他也“豁达无所营”， “生计如浮萍”， “不知醉与醒”(李颀《赠张旭》)，而且“脱帽露顶王公前”……正因为刘伶的言行个性引起了张旭的共鸣，所以张旭还以惊绝的笔力书写过刘伶的《酒德颂》。杜诗的高明之处还在于：既以刘伶与张旭相比，又用“不独”二字把诗思推进了一层，使人进而想到，张旭不但有畅怀豪饮的浪漫酒德，而且他那生命的价值还体现于“三杯草圣传”， “落纸如云烟”，可为百代范式的草书艺术，当然，他的诗也写得极好，如《桃花溪》、 《山行留客》都是唐诗宝库中的精品。杜诗的“不独”一句，既是比喻法、用典法，又是排除法、留空法，排除了刘伶式的“酒德”，就留下了张旭其他的方方面面，包括他那传奇般的往昔，这样，就有可能让读者主动地去想象、挖掘、补充、再创造……杜甫这首诗的结尾，可说是清音有余，其味无穷了，而杜甫、杨监怀念斯人之情，也溢于篇末，和篇首相呼应，使全诗宛如常山之蛇，击尾则首应，击首则尾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