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屈原

鮌何所营?禹何所成?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创世神话里都有洪水故事，我国也不例外。《天问》问完天上之事，接着问地上之事。在屈原的眼中，洪水故事只是开天辟地神话中的“辟地”部分，所以闭口不提尧、舜，只是称“帝”。问地上之事，从人开始，因为人终究应该成为地上的主宰。而对原始人来说，经常的、大规模的、难以抵御的灾害，大概无过于洪水了。因而“问”地上之事，又从治水开始。此处节选二十四句，凡十三问，围绕鲧禹治水的故事发问。

洪水之降于天下，按地质学之说，是在洪积纪(大约五十万至五万年前)的冰期结束之后，新冰期(约五万年至三万年前)结束而进入到冲积纪的晚近地质史年代，因地球转暖而来到了“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尚书·尧典》)的洪水时代，这在《旧约·创世纪》、《古兰经译解》、《法苑珠林》以及少数民族的创世神话中，均有具体的记述。在洪水困扰的可怖的自然力面前和在无数复杂的现实矛盾的变化之中，先民们头脑中必然会产生一种幼稚的、主观幻想的折射，从而形成了种种浪漫的神话。我国的洪水神话是围绕鲧禹治水的方法、结果展开的，所以屈原的发问仅就鲧、禹的遭遇、评判而言。先问鲧，关于上帝与群神共商治水之事，《尧典》有生动的记载，屈原就从此问起，既然是天帝认为不堪治水的人，众神为什么一致推崇他?大家都说，不用担心，应该让他试试。然而，这样一个深孚众望的治水英雄，最后竟获罪致夭，原因是他的治水方略。鸱(猫头鹰)与龟牵引衔接，宛委盘错，使鲧受了启发，仿照鸱龟形而因之为堤，《山海经·海内经》载，“洪水滔天，鲧窃帝之息壤以湮洪水，不待帝命。帝令祝融杀鲧于羽郊。”《尚书·洪范》也说鲧用土堙筑堤之法治水。原来，我们的先民在洪水泛滥之时，并没有乘方舟而去，而是迁上高陵，一住经年。每当洪水包围高地并威胁着山陵的时候，就挖高山之土以填临水低湿处，即《国语·周语》所谓“堕高堙庳”。此法亦为后来禹治水所用，《淮南子·地形篇》曰：“禹乃以息土填洪水，以为名山。”这是先民与洪水搏斗中一个历史过程的反映。伯鲧顺从众望而图谋成就治水之功，却受到帝之重刑，原因有二，一是“窃帝之息壤”而犯上，二是“九载绩用弗成”(《尧典》)，治洪九年，效果不佳，所以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这位东方的普罗米修斯，虽被杀害，尸身久弃于羽山，竟然“三岁不腐，副(剖)之以吴刀，是用出禹。”(《初学记》)如此奇妙的变幻，凤凰涅槃似的再生，曲折反映了我们祖先坚持一代一代同自然斗争的顽强精神，前赴后继，不屈不挠。

次问禹。禹之成功是“纂就前绪”，继承了父亲未竟的事业，而且以前车之鉴，改变了治水方略。禹之治水，起初仍用“堙”法填土，但洪水的源泉极深，根本无法填平。后得应龙“画地成河”之助，改为开通河道，排除积水，《国语·周语》：“伯禹念前之非度，厘改制量，疏川导滞”。王逸注引另一说曰：“禹治洪水时有神龙以尾画地，导水所注当决者，因而治之也。”从此，禹成了中国历史和史诗中的明星，数千年来，他在文学艺术作品中一直是一个光辉而伟大的形象，九千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到处都有他的传说，乃至于附会的遗迹和故事。屈原早在那时就为鲧抱不平，“鲧何所营?禹何所成?”若没有鲧，禹从何出?没有鲧打下的基础、丰富实践经验的积累，又怎么会有禹的治水成功?

综上可见，屈原问鲧，侧重于鲧的功勋与不幸;屈原问禹，侧重于禹的继承与借鉴。这说明屈原丝毫没有把洪水当作上天为了惩罚人类而降的灾祸，而是把治水看作是人与自然的斗争。人类逐渐走向文明，只是大冰川结束后这一万年以内的事情，而要真正大规模征服自然，目前还只是开头，在古代则只能是神话而已。这样一个道理，现在我们当然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了。生活在两千年以前的屈原，能坚持唯物立场，不为旧时的成见所囿，则是难能可贵的。其次，屈原力图公正客观地评价鲧，鲧既不是“四凶”，也不是恶魔，而是一个颇得人心、忠于众托的人，尽心尽职、兢兢业业的人，善动脑筋、举一反三的人，死不瞑目、涅槃再生的人。而禹只不过“续初继业”，“纂就前绪”，才“遂成考(父)功”，更何况禹还是鲧新生的化身。最后，屈原所昭示的“鸱龟曳衔”(堙、填)与“应龙何画”(疏、导)两种治水方略，完全符合“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的辩证关系，体现了“青出于蓝”的不断进步的思想，这是人们在与大自然的斗争中代代绵延、逐步认识、不断征服的形象描述。我们不得不惊叹先民的伟大与执着，直到今天，“湮”与“导”仍是治水工程中的两种相互调剂的重要手段。

总之，屈原是喜爱神话的，但他更善于思考，更信服客观事实，更尊崇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