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诗经·小雅》

何草不黄？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经营四方。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独为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有芃者狐，率彼幽草。有栈之车，行彼周道。

此诗在《小雅》中，属最后一首。《毛诗·序》云：“何草不黄，下国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国背叛，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君子忧之，故作是诗也。”这点明此诗是作于周幽王时代。另据朱熹《诗集传》说：“周室将亡，征役不息，行者苦之，故作此诗。”这里说此诗作者是“行者”，与《毛诗·序》是“君子”所作，并没有多大的矛盾，都可以理解为民间之歌谣。

作者抓住在“周室将亡，征役不息”的时刻，社会上出现的“何草不黄，……何人不将”的普遍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当时社会矛盾的本质。

在西周末年，中国大地上，战争频繁。在那寒冷的西北风中，士兵们踏着枯黄及腐朽的杂草，不断地开赴四方战场。有些一边推着战车，在大地上奔跑，一边发出怨言。其内容及其言外之意，见于诗篇的具体描绘。

诗篇的前两章为第一部分，给读者展示了上述的战争图景。

诗的开头，接连提出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何草不黄?”点明了时令是秋天。秋风下的杂草才是一片枯黄。既是起兴，又是比喻出征的士兵面黄肌瘦，难忍霜冻的煎熬。接着就是提出“何日不行”、“何人不将”等问题，即在这衰草枯黄的季节里，哪个日子不奔忙?那个男儿不当兵去打仗?(朱熹《诗集传》：“将，亦行也。”)为什么?接着诗人就作了回答：那是为了统治者去“经营四方”，即为统治者去打仗。

接着诗的第二章又提出两个问题，即“何草不玄?”与“何人不矜?”玄，赤黑色。草腐枯烂，由黄变黑，即由秋天到了严冬了。由于久不得归家，士兵们“久而不归，有失夫妇之道，而皆为矜夫也”(孔颖达《毛诗正义》)。矜夫，即单身汉。因此士兵们发出强烈的抗议：“哀怜我们这当兵的吧!怎么偏偏不把我们当成人!”(“哀我征夫，独为匪民”中的“匪”字，即“非”之意)。

诗的后两章为第二部分。第三章是说：我们这些当兵的不是野牛和老虎(兕，为古代犀牛之类的野兽)，竟至沿着那宽阔的旷野在奔走(率，循着，沿着)。我们这些可怜的士兵，从早到晚没有一点空闲时间。

忙些什么?诗的第四章作了回答。芃，本是杂草丛生貌，此处形容狐尾蓬松之状。幽，深幽。前两句是说野外蓬松的狐狸，总是在幽深的草丛中生活。这就像我们这些当兵的推着高高的役车(“有栈之车”)那样，在大路上不停地奔跑。(“周道”，大道)。

孔颖达在《毛诗正义》中说：“用兵不息，上二章是也;视民如禽兽，下二章是也。”从本诗的结构上说，孔颖达之言是对的。因为此诗分为前后两部分。但从诗意上看，孔颖达之言虽有正确之处，但不全面。

因为前两章不仅说明统治者“用兵不息”，更重要的是表现了士兵抱怨用兵者不把他们当成人。同时将后两章概括为“视民如禽兽”，虽然是对的，但也未指出诗篇的深层含义。

统治者“用兵不息”及其“视民如禽兽”是现象，透过现象，看诗的图画中蕴藏的本质，才是鉴赏此诗的重要任务。

孟子在《离娄下》中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在这儿是从统治者内部矛盾来说的。既然国君视臣下为“犬马”或“土芥”，那么，臣下就可以把国君当作“寇仇”。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尚且如此不可调和，何况其与人民大众的阶级矛盾呢?那种不把人当成人。视民如禽兽的人，按孟子之意则视为不行仁义。所以他在《梁惠王下》中又说：“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对于这种独夫民贼，人人得而诛之。这是儒家用民本思想作指导，对那种“视民如犬马”的统治者发出的指责。本诗作者，也是用“民本思想”作指导，来反映当时战乱中的人民的呼声。所以诗章不只是停留在揭露统治者“用兵不息”的所作所为上，而是着重描写人民群众，在为统治者出征的生活中所受的苦难，及其发出的强烈的反抗声音。

有矛盾，就有斗争;有压迫，就有反抗。这是历史发展的规律，而人民群众的反抗，乃是中国历史得以前进的根本动力。诗篇就是抓住这个本质特点，着重揭示了当时统治者“用兵不息”、“视民如禽兽”所带来的后果：严重地背离人民要求过人的正常生活的意愿，从而将自己推向独夫民贼的绝境。所以清代思想家、文学评论家王夫之在《诗广传》卷3第61节中评论此诗说，自古以来统治者自作自受，因“力不给于人”(人民群众不拥护他们，得不到人们的大力帮助)，“以迄于危亡”。而此诗中的“何人不将”，乃是“人不给矣”的象征，因而“促其百年，而贫寡其天下，不亡何待哉”，统治者正是由于他们“视民如禽兽”，与民严重对立，遭到人民的反抗而走向灭亡的道路。这是王夫之通过本诗总结出的富有哲理性的一条历史的教训。编辑《诗》者，将此诗作为《小雅》的最后一首诗，是寄喻着深刻用意的。

通过以上内容的赏析，可见这首诗是通过对“何草不黄”的现象的描写，揭示了统治者“视民如禽兽”，从而遭到人民怨恨的社会矛盾的本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来分析，就可见此诗在内容上的深刻的哲理性。

本诗深刻的哲理是通过形象化的手法表现出来的。其显著特色是成功地运用比兴手法。“何草不黄”及“何草不玄”，既是起兴，又兼比喻。杂草由黄到黑，时间的推移，引起了诗人“哀我征夫”的怨愤之情，同时又比喻着“何人不将”、“何人不矜”的憔悴而凄苦的情景，可谓“附意”而“切事”。用野兽来比喻征夫过的非人生活，也收到“以物比理”的艺术效果。这样的比兴结合，既能“写气图貌”，又能“拟容取心”(《文心雕龙·比兴》)，增强了本诗表达哲理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