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甫

寂寞天宝后， 园庐但蒿藜。

我里百余家， 世乱各东西。

存者无消息， 死者为尘泥。

贱子因阵败， 归来寻旧蹊。

久行见空巷， 日瘦气惨凄。

但对狐与狸， 竖毛怒我啼。

四邻何所有? 一二老寡妻。

宿鸟恋本枝， 安辞且穷栖。

方春独荷锄， 日暮还灌畦。

县吏知我至， 召令习鼓鞞。

虽从本州役， 内顾无所携。

近行止一身， 远去终转迷。

家乡既荡尽， 远近理亦齐。

永痛长病母， 五年委沟谿。

生我不得力， 终身两酸嘶。

人生无家别， 何以为蒸黎!

《无家别》是《三别》中的一篇。

《三别》这组叙事诗的“叙述人”不是作者，而是诗中的主人公(用主人公的语气写的)。《新婚别》写新郎当兵，新娘子送别;《垂老别》写老汉当兵，向老妻告别;《无家别》的主人公则是又一次被征去当兵的独身汉，既无人为他送别，又无人可以告别，然而在踏上征途之际，依然情不自禁地自言自语，仿佛是对老天爷倾吐他无家可别的悲哀。

从第一句“寂莫天宝后”到“一二老寡妻”，共十四句。这一大段总写乱后回乡所见。以“贱子因陈败，归来寻旧蹊”两句插在中间，将这一大段隔成两层。前一层，以追叙开头，写那个自称“贱子”的军人回乡之后，看见自己的乡里面目全非，一片荒凉，于是抚今追昔，概括地诉说了家乡的今昔变化。开头两句“寂寞天宝后，园庐但蒿藜”，正面写今，但背面已藏着昔。天宝以前是“开元盛世”，那时候“我里百余家”，“园庐”相望，鸡犬相闻，当然并不“寂寞”。“天宝后”则遭逢世乱，居人各自东西，“园庐”荒废，“蒿藜”丛生，自然就分外“寂寞”了。一开头用这“寂寞”二字，渲染出满目萧条的景象，也表现出主人公触目伤怀的心情。“园庐但蒿藜”中的“但”字作“只”讲，“园庐”本来不是应长“蒿藜”的地方，而现在，那里却只有“蒿藜”，其他什么都没有了! “世乱”二字与“天宝后”呼应，写出了今昔变化的原因，也点明了“无家”可“别”的根源。“存者无消息，死者为尘泥”两句，紧承“世乱各东西”而来，如闻“我”的叹闻之声;在写法上，与《石壕吏》中“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很相似，强烈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悲伤情绪。

这两层虽然都是写回乡后所见，但写法却有变化。前一层概括全貌，后一层则描写细节，而以“贱子因阵败，归来寻旧蹊”承前启后，作为过渡。“寻”字刻划入微，“旧”字含意深广。家乡的“旧蹊”走过千百趟，闭着眼都不会迷路，如今却要“寻”，见得已非“旧”时面貌，早被“蒿藜”淹没了。“旧”字追昔，应“我里百余家”;“寻”字抚今，应“园庐但蒿黎”。“久行见空巷，日瘦气惨凄。但对狐与狸，竖毛怒我啼。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写“贱子”由接近村庄到进入村巷、访问四邻。前面写“园庐但蒿藜”，当然是接近村庄时所见，就距离说，用不着“久行”就可以进入村巷。“久行”承“寻旧蹊”来，传“寻”字之神。距离不远而需“久行”，见得“旧蹊”极难辨认，“寻”来“寻”去，绕了许多弯路。“空巷”言其无人，应“世乱各东西”。“日瘦气惨凄”一句，用拟人化手法，触景生情，烘托出主人公“见空巷”时的凄惨心境。“但对狐与狸”的“但”字与前面的“空”字照应，也作“只”讲。当年“百余家”聚居，村巷中人来人往，笑语喧阗，狐狸哪敢闯入;如今却只与狐狸相对了。而那些“狐与狸”竟反客为主，一见“我”就脊毛直竖，冲着“我”“怒”叫，好象责怪“我”不该闯入它们的“园庐”。巷子里既没人影，便进入邻家去看;然而遍访四邻，也只有“一二老寡妻”还活着! 与“老寡妻”相见，自然要互相问问别后情况、特别是自己的家庭情况。遇到不善于剪裁的作者，很可能要写一长串。但杜甫却把这些全省略了，给读者留下了驰骋想象的空间。而当读到后面的“永痛长病母，五年委沟谿”时，就不难想见与“老寡妻”问答的内容和彼此激动的表情。

“宿鸟恋本枝，安辞且穷栖。方春独荷锄，日暮还灌畦。”——这在结构上自成一段，写主人公回乡后的生活。前两句，以“宿鸟”为喻，表现了留恋乡土的感情。后两句，写主人公怀着悲哀的感情又开始了披星戴月的辛勤劳动，希望能在家乡活下去，不管多么贫困和孤独。

从“县吏知我至”一直到末句“何以为蒸黎?”共十四句，为最后一段。这一大段写“无家”而又“别”离。“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鞞”，波澜忽起，出人意外。“县吏”老爷一声“令”下，“我”的一点可怜愿望立刻破灭了，他不会没有愤激之情吧! 但迫于形势，只能顺从，不能反抗。以下六句，层层转折。“虽从本州役，内顾无所携”，这是第一层转折：上句自幸，下句自伤。这次召“我”，据说只在本县操练，这当然比上一次远去前线好一些;然而上次出征，自己毕竟还有个家;这次虽然在本县服役，但内顾一无所有，既无人为“我”送行，又无人可以告别，怎能不令“我”伤心! “近行止一身，远去终转迷”，这是第二层转折。“近行”孑然一身，已令人伤感;但既然当兵，就得打仗，哪能老在本县操练!不难预料，将来终归要远去前线的。真是前途迷茫，未知葬身何处!“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这是第三层转折。回头一想，家乡已经荡然一空，自己横竖无依无靠，走到哪里还不都是一样，“近行”、“远去”，又有什么关系! 六句诗层层转折，愈转愈深，细致入微地描写了主人公听到“召令”之后的心理变化。如刘须溪所说：“写至此，可以泣鬼神矣!”沈德潜在讲到杜甫“独开生面”的表现手法时指出：

……又有透过一层法。如《无家别》篇中云：“县吏知我至，召令习鼓鼙。”无家客而遣之从征，极不堪事也;然明说不堪，其味便浅。此云“家乡既荡尽，远近理亦齐”，转作旷达，弥见沉痛矣。

“永痛长病母”以下四句，追述母亡，极写无家之惨。《李白与杜甫》一书中的译文是这样的：“想起俺久病的娘，痛彻心脾，卧病五年，已经埋在沟里。生俺个蠢儿子，太没出息，娘儿俩一辈子呼天抢地。”这里把“五年”理解为“长病”的时间，未必恰当;把“委”译成“埋”，更不合原意。安史之乱起于天宝十四年(755)，到作者写这篇诗的乾元二年(759)，恰好“五年”。作者的构思是：“我”被征去当兵，家里留下个“长病”的母亲。“五年”后“我”战败回家，母亲早已不在人世了! 说“委沟溪”，其意正在强调因“我”出征之故，“长病母”生前无人奉养，以致死去;死后又无人埋葬，以致丢弃山沟。所以紧接着就说：“生我不得力，终身两酸嘶。”“生我不得力”，正是指生前未能奉养、死后未能安葬两件事而言的。既然如此，把“终身两酸嘶”译成“娘儿俩一辈子呼天抢地”，也就值得商榷了。“酸”，心酸;嘶，声破也;合成一个词，作悲泣、悲咽解，这是发自内心的沉痛，释为“呼天抢地”的外向动作，与诗意不协调。至于把那个“两”理解为“娘儿俩”，虽然字面也可以讲通;但有的研究者认为它指的就是上述的两件事，也很有道理。这四句诗，是血脉贯通的。“我”“永痛”的事，就是“长病母”“委沟溪”;“我”“酸嘶”的事，就是生未能养、死未能葬。“终身”者，有生之年、未死之日也，与“永痛”相呼应，形成了感人至深的艺术力量。

前四句追述母亡，正所以写“无家”;极言母亡之痛，无家之惨。遭遇如此惨痛，可还要“召令习鼓鞞”! 于是以反诘作结：“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

“蒸黎”，百姓也;“何以”，怎样也。这两句诗的意思是：“已经整得人母亡家破，还要抓走，叫人怎样做老百姓呢?”就是说，这个老百姓没法做，做不下去了!

《无家别》是《三吏》《三别》组诗的最后一篇，具有收束整个组诗的作用。它以“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两句作结，是大有深意的。卢元昌指出：

先王以六族安万民，使民有有家之乐。今《新安》无丁，《石壕》遣妪，《新婚》有怨旷之夫妇，《垂老》痛阵亡之子孙，至战败逃归者又复不免，几于靡有孑遗矣! ‘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收足数章。

这段议论虽有美化“先王”之嫌，但用理想中的“先王”之世对比《三吏》《三别》所反映的残酷现实，并把“人生无家别，何以为蒸黎”看作整个组诗的收束语，确是很有见地的。

《三吏》《三别》是杜甫“即事名篇”的时事乐府，既吸取了乐府民歌的精华，又融古于今，尽脱窠臼，具有高度的艺术独创性。这首《无家别》，又是其中比较突出的篇章，在艺术表现方面颇有可供借鉴之处。

一、层次清晰，结构谨严。

第一大段写乱后回乡所见，以主人公行近村庄、进入村巷划分层次，由远及近，有条不紊。远景只概括全貌，近景则描写细节。第三大段写主人公心理活动，又分几层转折，愈转愈深，刻划入微。题目是《无家别》，故第一大段写出“无家”及其原因，第三大段写出“无家”之“别”及其原因，而以中间四句作为过渡。

二、用简炼、形象的语言，写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诗中“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概括性很强。“蒿黎”、“狐狸”，在这里是富有特征性的事物。谁能容忍在自己的房院田园中长满“蒿藜”?在人烟稠密的村庄里，“狐狸”又怎敢横行无忌?“园庐但蒿藜”、“但对狐与狸”，仅仅十个字，就把田庐荒废、人烟灭绝的惨象活画了出来。其他如“四邻何所有?一二老寡妻。”也是富有特征性的。正因为是年老的“寡妻”，所以还能在那里苟延残喘。稍能派上用场的，如果不是事前逃走，就必然被统治者抓走。诗中的主人公不是刚一回村，就又被抓走了吗?

三、情景交融，将环境描写与人物塑造紧密地结合起来。诗中用第一人称，让主人公直接出面，对读者诉说他的所见、所遇、所感，因而不仅通过人物的主观抒情表现了人物的心理状态，而且通过环境描写也反映了人物的思想感情。几年前被统治者抓去当兵的“我”死里逃生，好容易回到故乡，满以为可以和骨肉邻里相聚了。然而事与愿违，看见的是一片“蒿黎”，走进的是一条“空巷”，遇到的是竖毛怒叫的“狐狸”，……真是满目凄凉，百感交集!于是连日头看上去也消瘦了，“日”无所谓肥、“瘦”，由于自己心情悲凉，因而看见日光黯淡，景象凄惨。正因为情景交融，人物塑造与环境描写结合，所以能在短短的篇幅里塑造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物形象，通过这个战败归来、家乡荡尽、仍不免于被捉去当兵的无家者的苦况，反映出当年战时人民的共同遭遇，对统治者的残暴、腐朽，进行了有力的鞭打。

郑东甫在《杜诗钞》里说：《无家别》，“刺不恤穷民也”。浦起龙在《读杜心解》里说：“‘何以为蒸黎?’可作六篇(指《三吏》、《三别》)总结。反其言以相质，直可云：‘何以为民上?’”——意思是：把百姓逼到没法做百姓的境地，又怎样做百姓的主上呢?看起来，这两位封建时代的杜诗研究者对《无家别》的思想意义的理解，倒是颇为深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