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陈人杰

南金又赋无愁。予曰：丈夫涉世，非心木石，安得无愁时?顾所愁何如尔。杜子美平生困踬不偶，而叹老嗟卑之言少，爱君忧国之意多，可谓知所愁矣。若于着衣吃饭，一一未能忘情，此为不知命者。故用韵以反骚。

我自无忧，何用攒眉、今忧古忧?叹风寒楚蜀，百年受病;江分南北，千载归尤。洛下铜驼，昭陵石马，物不自愁人替愁。兴亡事，向西风把剑，清泪双流。

边头，依旧防秋，问诸将君恩酬未酬? 怅书生浪说，皇王帝霸;功名已属，韩岳张刘。不许请缨，犹堪草檄，谁肯种瓜归故丘?江中蜃，识平生许事，吐气成楼。

词前小序在说明写作原因、否定人生“无愁”之说的同时，指出有历史使命感的人应当有高尚的忧情愁怀。词人之友林南金继写“愁”词作之后，又写了一篇咏“无愁”的词作。词人以为大谬，指出人心既非木石，一经涉世，必然有愁。故作词予以反驳。在肯定有“愁”的前提下，接着观察分析人们“所愁何如”。他认为杜甫平生经历了常人少有的坎坷穷困，而“叹老嗟卑之言少，爱君忧国之意多”，可以说是深知“愁”的内涵和价值。如果是因为穿衣吃饭之类的个人小事去“愁”，这就是不懂得自己的人生使命。序中所表明的作者“有愁”、“知愁”的思想，统领了全词。

词人在词首就用反问句式表明自己的观点：我本来无忧无愁，何以攒起眉头，忧今忧古呢?反驳了林南金的“无愁”说，又以此“忧今忧古”引发下文：“叹风寒楚蜀，百年受病;江分南北，千载归尤。”此为忧今。属于古楚国、蜀国的湖北、湖南、四川、陕西一带，在南宋初年，就受到金人的侵略，遍地哀鸿，一片凄凉，百余年来，兵祸不息，今天又遭蒙军铁蹄。如今江北失陷，国分南北，千载以后，当人们提起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会予以责怪。“洛下”三句为忧古。《晋书·索靖传》载：索靖预感天下将乱，曾指着洛阳皇宫门前的铜驼说，会看到它在荆棘之中的。“昭陵”为唐太宗陵墓，陵前有石马八尊，传说此八骏曾化作神兵为玄宗部队助战，以至石马浑身汗水淋漓。铜驼、石马无有生命，本不知愁，是人为使其具有忧愁、悲哀的色彩。词人也由此预感南宋危局将至。“兴亡事”以下三句，意进一层。在国家兴亡的关键时刻，词人忧愁至极，只能临风把剑，“清泪双流”。

上片叹今忆古重写忧愁，过片度势审己重写忧愤。“边头”以下三句，写边防吃紧，对受恩于君的“诸将”提出质问。古代北方游牧民族南犯中原，多取庄稼成熟、战马肥壮的秋天，故曰“防秋”。南宋君侧多有奸佞之臣，精忠报国之才难以发挥，故问“诸将”对“君恩”是否作了酬报。一问之中遣责、嘲讽兼而得之。“怅书生”以下四句将描写对象由君王大臣转到文士武官，在国难当头之际，本该广用各种人才，而当时即使是那些反对空谈性命，崇尚“皇王帝霸”之说，谙于政事的有识文人也无报国之门，功名只能属于韩世忠、岳飞、张俊、刘锜等爱国武将。词人在自己的一首咏愁词中也曾议论重耳、刘备之类帝王，可见其也不失为一名喜欢“浪说”的书生。因为自己没有机会忠效于君国，故由对“诸将”的质问嘲讽转到对自我身境的惆怅。由惆怅进而转到以下对那些主持战事官员的牢骚和愤慨：不准许我们请缨作战，我们还可以随军起草抗敌檄文，谁愿意象秦东陵侯召平那样，在国家危亡之时而归隐种瓜呢?至此，词人的忧愤之情已经达到极顶。词人觉得就此收笔，满腔忧愤便无所寄托，心中仍有不吐不快之感。于是放笔写道：那江海中的巨蜃啊，你只要知道芸芸众生中的不平之事和我等报国无门的忧愤，你也会气愤至极而“吐气成楼”的!受感发的蜃吐气即可成楼于江海之上，词人之忧愤程度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语意环环紧扣、层层递进是这首词艺术上的一个明显特色。此外，就是词人之“忧”始终以“爱君忧国”为出发点和归宿，并且能目通四野，思及古今，达到了登高望远、沉郁清高的艺术效果。应该点出的是，作者的“爱君”思想有着很大的局限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