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

        锦帏初卷卫夫人,绣被犹堆越鄂君。
        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
        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
        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

        这首诗一句一典,精雕细刻,极力描绘牡丹的香艳美丽,在众多歌咏牡丹的诗作中独具一格。
        起首两句以人比花,描写牡丹花蓓蕾初开时的情形,“锦帏初卷”、“绣被犹堆”数字细腻妥贴,把牡丹含苞乍放、盈盈欲语的情态表现得尽致淋漓。首句中的“卫夫人”指春秋时卫灵公的夫人,著名美女南子。《典略》一书中即有“夫人在锦帏中”的句子,其中“夫人”即指南子。次句中的“越鄂君”实为楚鄂君,此处可能是诗人笔误。清人桂馥说过:“鄂君子晢楚王母弟也……榜枻越人,犹得交欢尽意焉……越鄂君误矣,当作楚鄂君”(见叶葱奇《李商隐诗集疏注》一九四页注)。刘向《说苑》一书中写道:“鄂君子晢之泛舟于新波之中也,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揄修袂(垂长),行而擁之,举绣被而覆之。”本来,诗人是写牡丹,但却不从牡丹着笔,而是从两个美女落笔,以人写花,妙不可言。人们知道,许多花卉,它最美、最动人之处往往就在于它含苞初放之时,此时花的色泽最为浓重,牡丹花更是如此,其初绽的花苞色泽格外鲜艳明丽,特别是红牡丹,粉里透红,鲜艳无比,看上去如同初动春情的少女,脸上带着含羞时的红晕,妖娇妩媚,美艳极了,所以,诗人不直接描写牡丹本身,而是以描写美女出之,确实是高明的。以后不是也有人赞美初绽之花蕾“望之绰绰如处女”(明王象晋《群芳谱·花谱》)么! 诗人在开头处这样下笔,显得特别有生气,虽未直说一字,但却尽得牡丹之风流,把牡丹蓓蕾初开时那种浓丽妖娆的丰姿神采、形态意蕴浮雕般地呈现出来,因此何焯评论说:“起联生气涌出,无复用事之迹,非牡丹不足以当之。”(见冯浩《玉谿生诗集笺注》)
        三、四两句描写牡丹的姿态:“垂手乱翻雕玉佩,折腰争舞郁金裙”,也是以人写花,着意刻画。只“乱翻”、“争舞”四个字便把牡丹花在风中枝叶摇曳的动态描画得栩栩如生。这一联中的“垂手”和“折腰”都是舞蹈的名称,《乐府杂录》中载道:“有大垂手,小垂手,或如惊鸿,或如飞燕。”《西京杂记》载:“戚夫人善为翘袖折腰之舞”,这些都是明证。“雕玉佩”指装饰着雕玉的佩带。“郁金裙”指用郁金草的茎染成的黄色裙子。这两件东西在此处被用来表现牡丹花的富贵之态。在春风的轻轻吹拂下,那牡丹花摇曳着花枝,翻舞着佩玉般的绿叶,真如秀美艳丽的舞女,步履轻盈,舞姿翩翩,那么娇美,又那么富态。
        五、六两句写牡丹的色彩和香气:“石家蜡烛何曾剪,荀令香炉可待熏”。《世说新语》载石崇家富贵无比,用蜡烛代柴烧,所以不用剪烛芯。汉侍中守尚书令荀或衣上熏香,所以“荀令君至人家,坐处三日香气不歇”(习凿齿《襄阳记》)。从“石家蜡烛”我们可以想象那含苞初放的牡丹色彩分外鲜艳明丽,看起来好象蜡烛上燃烧起来的火苗,光彩照人,而这种明艳的色彩又是自然天成,所以无须剪剔。“荀令香炉”句则极尽牡丹之香:诗人站在花前,微风徐来,芳香缕缕,经久不绝,沁人心脾。面对这国色天香,人怎么能不心醉?
        前面六句,浓墨重彩,由牡丹的蓓蕾初开到动态、色彩和香气,一句一典,辞汇浓艳繁缛,但对牡丹来说这样描写是十分必要的,清人陆昆曾说得好:“其必用‘雕玉佩,郁金裙、石家蜡烛、荀令香炉’等字为之衬贴者,以不如是,则不能尽牡丹之大观,且不能极牡丹之身分耳。”(《李义山诗解》)。
        那么,诗人如此极尽刻画描写之能事,几乎穷尽牡丹花的风神韵致,本意是什么呢?作者在最后一联中透露出来了:“我是梦中传彩笔,欲书花片寄朝云。”《南史·江淹传》记载,江淹“尝宿于冶亭,梦一丈夫自称郭璞,谓淹曰:‘吾有笔在卿处多年,可以见还。’淹乃探怀中,得五色笔一以授之,尔后为诗,绝无美句,时人谓之才尽。”“朝云”指神女。战国楚怀王尝游高唐,梦一妇人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见《文选》宋玉《高唐赋》)。对这两句诗,众说纷纭,陆昆曾说:“结处谓此花富丽,非彩笔弗称。必如我作,方可为之传神,盖踌躇满志之语也。”(《李义山诗解》)实在不得要领。叶葱奇先生指出:“只结处轻一关合,全篇便都有深意,实在是借牡丹的浓艳来为自己的才华写照。”李商隐“五岁诵经书,七岁弄笔砚”(《上崔华州书》),年少即才华出众,不同凡响,因此,他在这首诗中是有以浓艳的牡丹自况才华的一面,不过此诗结尾处则主要是对令狐楚的感激之词。李商隐十六岁就受知于令狐楚,不仅经济上得到他的资助,文学上更经常得到令狐楚的指导。例如四六文,李商隐就曾得到他的指导。李商隐诗好用典故,对偶工整,寄托遥深而措辞委婉等等明显受令狐楚骈体文风的影响。《酉阳杂俎》又记载:长安开化坊令狐楚宅牡丹最盛,李商隐这首诗就是在令狐宅看了牡丹以后写的,此时令狐楚正任东都留守。所以本诗最后一联中先是借“江郎才尽”一典,委婉地指出他的文彩是由令狐公传授的,尔后又含蓄地说要用花片写信寄给他(朝云即指令狐楚),这是在向令狐公表达感激之情。
        这首诗的突出特点是善于用典。朱彝尊指出:“八句八事,而一气涌出,不见襞积(折叠)之痕。”(又沈厚爽《李义山诗集辑评》)。陆昆曾在《李义山诗解》一书中也指出“此篇生气涌出,自首至尾,毫无用事之迹,而又能细腻熨贴,诗至此,纤悉无遗憾矣。”这些评价都是切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