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阳

        不随群草出,能后百花荣。
        气为凌秋健,香缘饮露清。
        细开宜避世,独立每含情。
        可道蓬蒿地,东篱万代名。

        自古以来,写菊之作往往都是借物言志抒情之笔。而明代文学家李梦阳所写《菊花》却另有平白清朴的底韵。
        菊花与别的花卉明显的不同之处,那就是它的花,开在肃杀的凉秋,开在百花纷谢之时。诗中“不随群草出,能后百花荣”一句,不仅从总体上概述出这一时令性的特征,而且也为勾勒菊花不同凡俗的优雅气质做了铺陈。进而刻画它“凌秋”斗寒,“饮露”清秀的风姿,并以一个“缘”字,揭示了菊香馥郁的内在品质和冷露清秋外部环境的有机联系。写到此处,诗的作者没有止步,又陡转笔锋,由外及内,因实而虚,剥落外壳,去透视菊花的高洁情态:那缓缓张开的花瓣,正适宜躲避世间的炎凉;单枝独茎,却怀蕴着孤赏自怜的情愫。在这里,诗人用蘸着感情的笔在写花,也是以满腔的情感在写人,而写人又隐匿在写花之中。把自己淡雅的审美情趣相统一的感情,外化成“独立”、“含情”、“细开”、“避世”的芳菊,使它这种特有的情调,渗透进菊的风彩、芳香和内在气质的多重表象。从而让读者不能不顺着这条感情的藤葛,去攀寻诗人的个人经历。
        李梦阳在历史上不算是名蜚绩著的人物。人们仅知道,在他主要活动的正德年代(1506—1521,明武宗朱厚照年号),始逢明王朝由兴入衰的转折时期。由于他反对宦官刘瑾弄权而被诬下狱,丢了户部郎中的官职。自然,他曾饱尝了人世的悲凉。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在铸造自身的人格中,往往偏重于历史的使命意识和道德价值,于是形成了一个越被上层排挤、疏远、迫害,却越发忠诚的怪圈,而仅对起于祸端的某个权势“小人”,怀有刻骨铭心的憎恶。这种憎恶又转化为不肯俯首屈就的“傲骨”“刚锋”。他们个人境遇的失落,也往往借助于某种物(主要是植物)的形态作为参照,使内心感受通过物态得以外化,抒发其不与世俗合流的志节和情操,以取得在心理上的平衡。
        李梦阳的《菊花》诗就是如此。他的主观情志是同菊花的气质融合一起的,这里菊花的品格已经成为诗人情志的物化,而诗人的情志则是菊花品格的灵魂,物情合一,形成一种特殊的艺术意境。
        如果说在诗的前六句里,不同流俗,凌秋独健的芳菊,是诗人自己人格的化身,那么他在这首诗的最后,以“可道蓬蒿地,东篱万代名”一句作结(“蓬蒿地”指村野田园;“东篱”见陶渊明《饮酒》之五,“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之句。古人曾有采菊服食,以求长寿的习俗),谨以采菊东篱,躬身田畴,不肯为“五斗米折腰”的陶渊明自况,便是进一步印证他独立于混沌人生、不向威势权贵降服的气节。这是难能可贵的。
        时代变化了。在今天,古人许多写菊花的诗都被我们赋与新的生命力,并给我们留下文学欣赏的价值。菊花,绚丽多姿的菊花,正以全新的风彩装帧我们的生活,在融合我们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