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杜甫

剑外忽传收蓟北， 初闻涕泪满衣裳。

却看妻子愁何在， 漫卷诗书喜欲狂。

白日放歌须纵酒， 青春作伴好还乡。

即从巴峡穿巫峡，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首诗作于唐代宗广德元年(763)春天。诗篇抒写了诗人忽闻叛乱已平的捷报，急于奔回家乡的喜悦。

宝应元年(762)冬季，唐军收复了洛阳和郑、汴等州，广德元年(763)正月，史朝义兵败自杀，其部将纷纷投降，绵延了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将告结束。此时杜甫正流寓梓州，消息传来，诗人喜极而挥墨，写下了这篇“平生第一首快诗”。

开篇“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两句，真切地写出了诗人那种喜出望外、乐极而悲的情态。一个“忽”字，起势迅猛，恰切地表现了消息来得突然。剑外，即诗人多年漂泊之地。蓟北，乃安史叛军的老巢。如今蓟北被收复，叛乱将平息，这突如其来的喜讯，尤如一声霹雳，激起了感情波澜。诗人惊喜的洪流渲泄而去，冲开了郁积已久的情感闸门，“涕泪满衣裳”，正是此时心情的真实写照，逼真地显现了悲喜交集的诗人形象。这“涕泪”之中有欢喜之泪，亦有告别苦难的泪，复杂的感情变化，诗人用“涕泪满衣裳”五个字作了形象的描绘和概括，细腻而真切。

第二联以转作承，落脚于“喜欲狂”。诗人用“却看妻子”和“漫卷诗书”两个连续性的动作来继续表述内心的惊喜。“却看”即回头看。同受苦难的妻子，也是一扫往日的愁颜，“欲狂”的喜悦心情使诗人再也无心伏案了，随手卷起诗书，合家共享胜利的喜悦。

诗人承“喜欲狂”又作进一步抒写：“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诗人“放歌纵酒”是“喜欲狂”的具体表现，是诗人欢喜的“狂”态;“还乡”是诗人欢喜的“狂”想，在这春暖花开之际，诗人将携妻儿返回故土，结束这颠沛的流离生活，怎能不使人欣喜若狂!进而诗人作了想象的驰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弹指之间，已回到了故乡。惊喜的情感也随之升到最高潮，全诗也至此结束。

在尾联句后，诗人有一条自注：“余田园在东京。”诗人因战乱而漂泊剑外，不能返回洛阳老家与家人团聚。早在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当他听到李光弼破史思明于河阳的捷报后，作《恨别》诗说：“洛阳一别四千里，胡骑长驱五六年。草木变衰行剑外，兵戈阻绝老江边。思家步月清宵立，忆弟看云白日眠。闻道河阳新乘胜，司徒急为破幽燕。”而今幽燕已破，“一别四千里”的洛阳老家即日可归了，多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当然是喜悦至极。诚然，诗篇是抒发诗人忽闻胜利消息的惊喜心情，至于还乡的路线、行程，皆是设想。诗人至大历五年卒于耒阳，始终未能回到洛阳。

诗篇感情真挚，除第一句叙事点题外，其它各句均在抒发诗人的惊喜之情，情真意切，奔涌直泻，正如前人所说：“此诗句句有喜跃意，一气流注，而曲折尽情，绝无妆点，愈朴愈真，他人决不能道。”(仇兆鳌《杜少陵集详注》引王嗣奭语)诗章语言朴实精练，后六句皆是对偶，却又明白如话，一气呵成。如尾联“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其中“巴峡”与“巫峡”，“襄阳”与“洛阳”四个地名既句内对偶又前后对偶，形成工整的地名对，而两句又用“即从”、“便下”关联，形成了活泼流走的流水对。“即从”、“穿”、“便下”、“向”几个动词将“巴峡”、“巫峡”、“襄阳”、“洛阳”贯串起来，出现了疾速飞驰的画面，不仅准确地表现诗人想象的飞驰，而且也高度准确地描绘了实境，两峡间的水域险而窄，舟行如梭，所以用“穿”，出巫峡到“襄阳”顺流而下，所以用“下”，从“襄阳”到“洛阳”则是陆路，乃用“向”，可见诗人用字词的凝练与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