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张养浩

班定远飘零玉关，楚灵均憔悴江干。李斯有黄犬悲，陆机有华亭叹。张柬之老来遭难，把箇苏子瞻长流了四五番，因此上功名意懒。

这是一篇叹世之作。叹世 纵酒、隐逸，是元代散曲中习见的题材。元蒙异族入主中原所导致的文人沉沦感、幻灭感，使他们形成了一种游戏人生、玩世不恭的态度，对政治、对传统、对历史往往采取一种虚无、冷漠、嘲弄、否定的态度，而对老庄、陶潜、魏晋名士之放浪超脱，则推崇到了极点。这是时代变迁所形成的离异意识在散曲创作中的反映，特殊民族心态构成的文艺思潮，几乎笼罩了那个时代的所有作家。身居高位的张养浩、一生潦倒的乔吉，似乎都在作品中表现着共同的情趣与主题。

这首《双调·沉醉东风》以仕途艰难坎坷、后果惨痛作反衬，来突出功名意懒、隐逸散淡的主要倾向。作者一连举了古代六位仕进之士的遭遇：班超投笔从戎，战功显赫，却久在绝域，飘泊零落玉门关之外，乡思重重;楚国的屈原上下求索，娴于辞令，追求美政，最后反而“行吟泽畔，颜色憔悴，形容枯槁”;李斯辅佐赢政统一全国，建立秦王朝，位至丞相，但在宫廷风波中遭杀身灭族之祸，以至于临刑前有“黄犬之悲”，他希望再象年轻时牵着黄犬出门打猎，逍遥生活，已经来不及了;陆机身为亡吴大臣，却积极追求功名，最后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激化中被害，临死前哀叹自己不能再听到家乡华亭的鹤唳之声了，但悔恨已莫及;张柬之，位至御史宰相，功名得意，最后却被排挤贬斥，愤恨而死;才气横溢的苏轼，处在新旧两派的党争之中，多次遭到贬谪、流放，一生未能实现其宏大抱负。作者在《双调·沽美酒兼太平令·叹世》中也重申了这一思想：“楚大夫行吟泽畔，伍将军血污衣冠，乌江岸消磨了好汉，咸阳市乾休了丞相”，连举屈原、伍子胥、项羽、李斯为例，说明宦海浮沉的险恶、积极仕进的惨凄。作者由此得出结论，因为这样，所以才心灰意懒、无意功名。如果更切实一点，则是官场险恶的恐惧感，使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从前的试观，那一个不遇灾难?”这才是无心功名的直接原因。

张养浩在散曲中列出的历史人物：班超、屈原、李斯、陆机、张柬之、苏轼、伍子胥、项羽，并非是对这些人物作历史评价，只是从其共同的结局中体悟人生选择。位居显要、高官厚禄之时，居然能想到这些，如果不是乐极生悲、否泰交互，不是秉性如此、钟情山水，那么，只能是时代潮流、文人心态、政治环境所导致的潜在影响。在元代散曲作家中，有沦落民间而歌唱隐逸、咒诅官场的，这可能是“本色”，也可能是心理异化;也有身居要职而高奏隐逸之歌的，这可以作文艺思潮笼罩制约的解释。张养浩却有别于以上两种人，仕途顺利却想到结局可怕，位居上层却主动激流勇退，隐归山林。这一特殊的人生轨迹使我们感受到诗人的心态演变，其“真”、其“率”，颇能使人信服，毫无矫饰做作之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