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王十朋

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

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

王十朋(1112—1171)，字龟龄，号梅溪，温州乐清(今属浙江省)人。绍兴二十七年(1158)对策第一，官授绍兴府签判。后为秘书郎，历知饶、夔、湖、泉四州，以龙图阁学士致仕。十朋一生关心国事，史载其“每见(孝宗)必陈恢复之计”，又“每以诸葛亮、颜真卿、寇准、范仲淹、韩琦、唐介自比”(《宋史·王十朋传》)。其《读<岳阳楼记>》诗正反映出诗人为人的风概。

欧阳修《范公神道碑》记载，范仲淹“常自诵曰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考仲淹一生志向、事迹，亦大略如是。但用文字表露这种人生哲学则首见于他的《岳阳楼记》。范仲淹提倡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封建时代一些爱国志士的忧乐观，和他们的人生价值取向，可以说这两句话对封建时代忧乐的意义作了最高层次的归纳。所以王十朋的七绝《读〈岳阳楼记〉》前二句就说“先忧后乐范文正，此志此言高孟轲”。读这两句，读者别以为诗人是随意拿亚圣孟轲来陪衬范公，他讲这话是经过一番比较的。孟子见齐宣王，与之讨论“独乐乐，与人乐乐，孰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孰乐”的问题，孟子的结论是“与民同乐”为乐，且“今王与百姓同乐，则王矣”(《孟子·梁惠王下》)。显然，孟子是从他的民本思想出发，告诫宣王如何作王而劝其与民同乐。范仲淹讲先于天下的人为国事而忧，是以为国家为人民排忧解难为己任，而把一己的享乐放在天下人民安居乐业之后。这种忧乐观显示出个人对国家、民族强烈的责任感，是建立在对社会、对民众的奉献精神的基础上的，自比孟子所言高出一筹。

“暇日登临固宜乐，其如天下有忧何”，是诗人根据《岳阳楼记》内容，对范公当日登楼心态的想象之词。范仲淹究竟到未到岳阳楼，后人有不同看法。王十朋是用诗抒怀，不必用是否合于史实来苛求他。两句诗也是忧乐并举，写出范公心境的变化。“暇日登临固宜乐”是就一般人情而言，范公也是人，登楼览胜也会生乐。但他又是个“先忧后乐”之人，“其如天下有忧何”，天下有可忧之事，又怎么乐得起来呢?“暇日”句中的“固”字，“其如”句所用的感慨语气，都反映出诗人对范公的深刻理解，和对他为人的推服之意。无怪乎他每以仲淹自比。

再者，“暇日”二句虽为颂扬范仲淹而发，实则能概括古今许多伟大诗人创作心态变化的特点。本是赏心乐景，由于诗人忧国忧民，目睹乐景而益发生忧生悲。此类例子太多，比如杜甫《登楼》即云“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临”。而《登岳阳楼》首联“昔闻洞庭水，今上岳阳楼”，本有如愿以偿的欣喜之意，而尾联却云“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岂不是忧国忧民之悲压倒了短暂之乐。康有为、丘逢甲说得更具体，前者说“绝好江山谁看取，涛声怒断浙江潮”(《闻意索三门湾，以兵轮三艘迫浙江有感》)，后者说“春愁难遣强看山，往事惊心泪欲潸。四百万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湾”(《春愁》)。可见，王十朋这两句诗对古代不少诗文家的创作心理都是适用的。不但如此，它还能道出古代许多民族精英在国家多事之秋己乐不乐而以天下为忧的特有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