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蒲松龄

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

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

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

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

临淮与汾阳，大勋垂天壤；

媢忌犹中伤，频频陷法网。

几何首领绝，不似仙芝枉？

按理说，功与罪，君子与小人，本来是截然不同、界限分明的，但在实际生活中，它们却常常混淆，甚至互相颠倒。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这种反功为罪、忠佞易位的现象，简直层出不穷。作者阅读《新唐书》之后写下的这首《读史》，便是针对封建社会的这一丑恶现象，在慨叹正不压邪的同时，极有说服力地揭示了封建社会的仕途黑暗和险恶，提醒人们：即使在功垂天壤、平步青云的时候，也必须谨防小人的陷害和暗算。

诗歌的前八句是理论阐述，后六句是列举的事实论据。作品一开始，诗人便高屋建瓴，鸟瞰整个封建社会，概括了一种令人深思的历史现象：“君子除小人，赤手搏龙象;小人杀君子，诛灭如反掌。”作品所论述的重点是“小人杀君子”，但由于一开始就用正反对比的方式提出问题，因此，这不但使作品的重点在对比这中显得格外鲜明，而且起到了设疑启下的作用。人们不禁会想：为什么君子铲除小人会如此困难，而小人诛灭君子却如此易如反掌呢?

作品接下去着重回答了后一个问题，这就是“朝谮夕已族，并不疑虚罔”。“谮”，诬陷;“族”，灭族;“罔”，无。小人迫害君子时，早上罗织罪名，中伤诬陷，晚上就已经灭其九族，根本不会去考虑他们是否真有罪过。也就是说，小人既然决心要对君子加以迫害，就会横加罪名，并不需要顾及事实真相和道义良心，所以心狠手毒，毫无顾忌，迅速而利落地实施他们的阴谋。回答了这后一个问题，前一个问题的答案也就不言自明——因为君子的作法正好与此相反。

但是，诗人明白，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答案。君子也好，小人也好，他们的行为和命运还与“英主”息息相关。所以，作品接下去写道：“英主或旋悟，忠魂徒梦想。”“英主”，英明的君主，即皇帝。当君子被害之后，那些有见识的皇帝有时会忽然发觉杀错了，但为时已晚，君子的忠魂再也无法回归人间。换句话说，小人的得势，君子的遭难——一句话，正不压邪的悲剧，实际上都是由皇帝的昏庸造成的，“英主”并不英明。至此，我们可以发现，诗人观史的目光已经触及到了问题的要害，这是难能可贵的。然而，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他还未能抓住问题的实质。在统治阶级内部各派政治势力和利益集团之间的斗争中，最高统治者为了维护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利益和自己的统治地位，往往都要搞平衡、均权益，有时甚至坐山观虎斗。因此，官场的黑暗和仕途的险恶，从根本上说，并不只是由于皇帝的糊涂昏庸所致，而是封建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产物。但尽管如此，诗人能够在揭示功罪颠倒、忠佞易位现象的同时，指出它与最高统治者的必然联系，这就够了，因为这对在宦海中正道而行的人们毕竟可以起到一定的警戒作用，使他们便加留心坦途上的陷阱，碧波中的暗礁。

作品的后六句列举历史事实，为作品前面的理论阐述提供事实论据。“临淮”是李光弼，“汾阳”是郭子仪，均以封地之名代称。他们都是平定安史之乱的赫赫功臣，但多次受到宦官鱼朝恩等人的忌恨和诬陷，屡夺兵权，险遭治罪;“仙芝”，即高仙芝，唐代大将，在小勃律反唐和安史之乱中，他战功卓著，却被监军宦官边令诚诬陷处斩，当是时，军中士兵深为不平，呼“枉”之声响彻云天。象高仙芝这样功高而屈死的人，历史上又何止他一个呢?所以诗人感叹道：“几何首领绝(多少脑袋落地)，不似仙芝枉?”结句由点推面，从个别到一般，既照应了开头，又令人深思和回味。

这是一首典型的哲理诗。作品由概述历史现象，进而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最后列举一系列事实作论据，表现出类似论说文的论证特征。作品的语言明确、果决、锋利，毫不拖泥带水，也显示出类似理论性文章的语言特色。诗人的感情强烈、深沉，但被抑制在论说的理性框架之内，只作为论说的深层内涵存在，这又有助于将论述的客观性与倾向的鲜明性结合起来，从而使作品更具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