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白居易

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

这是白居易组诗《新乐府》的第四十七首，与《太行路》相似，亦言人心之险，堪称姐妹篇。题下原有小序云：“恶诈人也。”这个诈人，就是“笑里藏刀”的李义府。高宗时，他仰仗武则天的威势，专以卖官为事，是个大奸大恶。然此诗实借李义府以刺李吉甫。据《旧唐书·李吉甫传》称：“秉政之后，视听时有所蔽，人心疑惮之。时负公望者虑为吉甫所忌，多避畏。”但这还说得比较婉转，实则此人为守旧派人物，貌善而实奸。他两度为相在元和二年至六年，名声不大好。《唐会要·朝臣复諡条》载张仲方驳吉甫諡议云：“谄泪在脸，遇便则流，巧言如簧，应机必发。”按，仲方少尝与乐天同官交好，两人词语巧合，当非偶然。诗当作于元和四年稍后，作者时为左拾遗，此诗是刺李吉甫无疑。

作者以深含哲理的诗句开篇：“天可度，地可量，唯有人心不可防。”天地高深而可度可量，人心浅易却不可防范，此以道家之语入诗，富有哲学意味，而又明白易晓，令人警醒。“但见丹诚赤如血，谁知伪言巧似簧。”一针见血，点到要害。忠和奸，诚和伪，相互对立而又相互牵连;为人君者，如果忠奸不辨，真伪难分，那就非常危险。五句蝉联而下，象一首民歌，句句扣击人的心弦。诚然，在皇帝身边，既有“丹诚如血”的忠臣良将，也有“伪言似簧”的奸佞，这是历史上经常出现的现象，并不奇怪。接下去，作者即历数诈人之恶，劝告当今皇帝，既不要象昏君楚怀王那样听信爱妾郑袖的妖言，为其“掩鼻”把戏所耍，害得他与美人不能相爱;也不要象尹吉甫那样被妾妇所惑，为其“掇蜂”的阴谋手段所欺，害得父子反目相视，成为仇人。这两个故事，一载于史，一见于集。“掩鼻”的故事是说：“魏王遗楚王美人，楚王爱妾郑袖谓美人曰：‘王爱子美矣，虽然，恶子之鼻。’使美人掩鼻见楚王，郑又谓王曰： ‘其似恶闻王之臭也。’楚王怒，令劓美人。”(《战国策·楚策》)后世即以“掩鼻”为阴谋嫉害之典。“掇蜂”的故事是说：“尹吉甫子伯奇母亡后，妻(妾)谮之，取毒蜂缀衣领，令伯奇掇之，吉甫怒，放伯奇于野。”(《琴操》)这个故事劝告人们：千万别上妖婆的当。诗人把这两个故事用凝练的语言表述出来，促人猛省。但是，仅写这两个故事，似乎还不足以把道理说透，于是他又续写另外两个故事，一为任公子海上钓鱼之事，见于《庄子》;一为魏王立于京台之下见更赢虚空射鸟而下的故事，见于《战国策》。最堪玩味的，是这些故事的写法。前两个故事，用“劝告”如何“使君”怎样的复沓句式写出，以加强气势;后两个故事，作者只把它们缩成一句，并有意嵌入两个“兮”字以抒其愤恨之情。句似平而实奇，多有变化，极具魅力。一篇至此，有如水到渠成。最后复以“君不见”一语提领下文，点出“李义府”这个大奸臣的臭名，并痛斥其“笑中有刀潜杀人”的阴谋伎俩，达到一篇之高潮，从而激起读者的共鸣，足见作者构思行文之妙。结语如珠。尤为精采。“阴阳神变皆可测，不测人间笑是嗔。”这两句诗，乃一篇之警策。作者以这两句深邃的哲理语言，作了深入的发挥，把此诗的内涵提到更高更美的境界。《易经》云：“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这就是“阴阳神变皆可测”这一句诗的由来，也是这一句诗的最好诠释。作者信手写来，出神入化，似在言理，实乃抒情，寓情于理，理在情中。全诗以天地为心，应天理，顺人情，首尾相连，一气贯通。既显出诗人驾驭语言的杰出才能，又袒露出一个谏官的赤诚之心。在宪宗时代连绵不断复杂尖锐的政治头争中，敢于把矛头直接指向皇帝，置个人生死于度外，唱出这样一曲字字铮铮震响的讽谏之歌，着实难能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