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蒲松龄

宴笑友朋多，患难知交寡。

范叔辱魏人，断胁弃厕下。

谁者溺其头，无乃是须贾！

南箕不可扬，北斗不可把。

虽有杵臼交，不如同根者。

这首《咏史》，是作者阅读《史记·范睢蔡泽列传》时写下的。诗中所提及的史实，梗概如下。

范睢，字叔，善辩，家贫，欲事魏王，先事魏中大夫须贾。须贾受命使齐，范叔为随从。齐襄王喜范叔口才，赠金十斤及牛酒。须贾得知此情，以为范叔向齐国出卖了魏国机密，令范退金，只携牛酒回魏，并向魏国国相魏齐作了报告。魏齐大怒，令人鞭打槌击，致使范叔断胁折齿。范佯死，被用草席裹着扔进厕所;其时，正当众多宾客会宴饮酒，如厕时，皆溺之于范叔身上。后范叔赂通看守人员逃出，由魏人郑安平将其藏匿，更名张禄。不久，适逢秦昭王派王稽使魏，经郑联系，推荐，王将范密携至秦。范后任秦相。

作品起笔便是一组冷峻的理性判断：“宴笑友朋多，患难知交寡”。它似重锤劈空，又如春雷滚动，一下子就给人以震聋发聩的深刻感受，标明了作品的主旨。那么，它何以会如此震撼人心呢?一是它准确地概括了人际交往史的一条基本规律。当一个人处境顺利，尤其是具有一定的名望、财富和地位时，人们便趋之若鹜，愿意结交的人很多。然而，一旦处境困难，尤其是遭遇不测之祸时，人们就会考虑自己的利害得失，避之唯恐不及，更不谈去结交、关心和帮助了。规律如此，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清楚地认识它、把握它，所以一经诗人点明，便如石破天惊，具有巨大的震慑力量。二是得力于逻辑判断的巧妙组合。这两句诗各为一个判断，分别揭示了人际交往的两个不同的的侧面。表面看来，这两个判断似乎只是简单地排列在一起，并无特殊之处，但由于人们平时往往只注意到某一个侧面而忽视另一个侧面，所以当两个侧面一起出现时，便有助于人们骤然看清人际交往的全貌，并在正反两面的强烈对比之中受到震动。同时，还必须看到，这两个判断并不是机械地组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实际上隐含着一种内在联系，这就是前者向后者的转化，好“宴笑”时的“友朋”之“多”，一到“患难”时就会转化为“知交”之“寡”，而且这是一般规律。正是两个判断之间的这种内在联系，能使人得到启迪，受到警策。

诗歌接下去以范叔与须贾的交往史实为例证，进一步阐述这一观点。须贾是一个中大夫，而范叔则是一个布衣食客，二者地位甚为悬殊，本来可算作“杵臼之交”(即不计身份而结交的朋友)。但他们只是顺境中的朋友，而不是患难之交。不仅范叔的厄运是由须贾的无端怀疑所造成，尤其是在范叔受难时，须贾压根儿没有伸出手来援救，致使范叔受尽了折磨和侮辱(“辱魏人”，即“辱于魏人”，也就是被魏人所侮辱)。所以诗人感慨万分地写道：“谁者溺其头，无乃是须贾!”——使其受侮的，竟是他昔日的朋友!要指出的是，范叔与须贾交往的史实，固然是证明诗人观点的一个有力例证，但“宴笑友朋多，患难知交寡”的提出，却并不限于这一史实，而是整个人际交往史上普遍存在的现象。

作品的最后四句是诗人由此发出的感叹。“南箕”和“北斗”，均是二十八星宿之一，典出《诗经·小雅·大东》：“惟有南箕，不可以簸扬;惟有北斗，不可以把酒浆”，喻指顺境中的朋友，不过徒有其名，并无实际意义。“同根者”，即同胞兄弟。诗人认为“杵臼交”终究不如自己的兄弟可靠。这显然是有片面性的。因为并非所有的“杵臼交”都靠不住，也并非所有的兄弟都有手足之情，例外的情况总是有的。结尾由于缺乏严密的逻辑力量，故与惊警有力的开头相比，便显得苍白软弱了。

作为咏史诗，它有诸多特点，但最基本的特点，则是要求依据较为典型的历史事实，概括出较有普遍意义的历史经验或教训。这首诗完全达到了这一要求。同许多同类作品相较，这首诗劈头就提出鲜明的观点，出语果断、明确，较它诗具有更强的警策力量。此外，诗人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排除了自己交友失意的介入，因而具有相对的客观性，这也有助于增强作品的理性成份和说服力。这些，又显示出这首咏史诗自身的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