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屈原

启九辩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不顾难以图后兮，五子用失乎家巷。

羿淫游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

固乱流其鲜终兮，浞又贪夫厥家。

浇身被服强圉兮，纵欲而不忍;

日康娱而自忘兮，厥首用夫颠陨。

夏桀之常违兮，乃遂焉而逢殃。

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而不长。

汤禹俨而祗敬兮，周论道而莫差。

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

皇天无私阿兮，览民德焉错辅。

夫维圣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

瞻前而顾后兮，相观民之计极。

夫孰非义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

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

不量凿而正枘兮，固前修以菹醢。



《离骚》是屈原撰写的自传体长篇政治抒情诗，个人来历，半生追求，仕途际遇，皆历历可辨。他对自己的忠而见疑、贤而被疏，忧愁幽思，既恨王听不聪，谗谄蔽明，又怨邪曲害公，方正不容。为了使怀王醒悟，远佞任贤，“返于正道而还己”，诗人频频引证古代圣贤之遗训，又以亡国之君为鉴戒，导君先路。所以构成了《离骚》中古代最高统治者正反两大人物系列。此处节选了这方面比较集中的内容，正面的形象有：汤、禹、周文王、周武王，他们分别是中国历史上夏、商、周三代的开国之君，之所以政兴名显、千古敬仰，是因他们为政以德，圣哲茂行，具体表现在：谨慎敬畏，专心治国;遵循法度，毫无偏颇;举贤授能，黜退佞邪。反面形象有启、羿、浇、桀、纣等。启，夏禹之子，从天帝那里偷来《九辩》与《九歌》两支名曲，放纵享乐，毫无顾忌。不考虑可能出现的祸患，不为未来打算，因而导致了他儿子武观发动的内乱。羿，传说中夏代有穷国的君主，因夏乱起兵夺得政权，但恣意游玩，迷恋打猎，尤喜围射大狐狸。结果，“行媚于内，施赂于外，树之诈慝而专其权势”的相寒浞，不仅将羿射杀，还霸占了羿妻。浇，寒浞与羿妻所生之子，传说他勇猛有力，能陆地行舟。浇仰仗力大过人，放纵胡为，不肯克制自己;天天寻欢作乐，忘掉了自身的危险，他的脑袋因此掉落。桀，夏代亡国之君，他违背常规，不遵法度，终于遭到祸殃，导致了国灭身败的下场。纣，名辛，商代亡国之君，他曾把贤臣剁成肉酱(菹醢)，《吕氏春秋·行论篇》“昔者纣为无道，杀梅伯而醢之，杀鬼侯而脯之，以礼诸侯于庙。”因而导致殷商王朝不得久长。这五人之所以亡国危身，为天下笑，主要是为政失德，具体表现在：沉湎声色，康娱自纵;淫游佚畋，暴虐常违;菹醢贤能，听信谗佞。

如果我们略作比较，就会发现，屈原在这儿并没有平分气力，而是正面人物简略，反面角色详尽。在数量上，前者为四，后者为五。在句数上，前者仅四句，而后者长达十六句。在描述上，前者虚而简，而后者实而详。这样写，是为了使怀王明瞭：盛衰之理在于人事，而人事又集中在最高统治者，而人君之德又集中在严格要求自己上。至此，诗人劝诫、开导怀王之意，已很醒豁，所以他直接对国君说，上天是绝对公平没有偏私的，选择、确定、辅助地上主宰的唯一根据就是“德”;只有圣哲之人凭着盛德美行，才能统治一方。瞻前顾后，历览古今，种种成败得失，件件经验教训，为政者应该从中看到人们衡量是非的标准，哪里有不义、不善的国君能长久地享有天下的呢?可见屈原“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纣、羿、浇之败”，完全是“冀(期望)君之一悟”!反面的告诫固然触目惊心，有断喝扭转之功，然正面的引导才能迎合称霸雄心，且高山景行，有春风化雨之效。所以又在两处复叙尧、舜耿介得路，三后用人唯贤，尤于汤、禹、武丁、周文王、齐恒公举贤授能、不拘一格，君臣相得，遂建功业而欣欣羡慕。反复称道，屈子之苦衷与渴求，可得而知之矣!

综上可见，如此恳切、体贴的劝谏、箴言，做到了形象与理论的结合，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哲理与深情的交融，它既能感动两千年后的今人，恐于当日君王之心，必有触动与功效。在这一点上，浪漫的、激奋的屈原似乎比我们显得更冷静、清醒，尽管他苦口婆心、苦心孤诣地去劝去导，但对方是一个扶不起的阿斗，所以每带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感情。他多次感叹，生不逢时，君臣两美难合。因而也渐渐理解了被处死、剖心、菹醢、作脯的宁死不屈的前修，并继续坚持“美政”的选择，即使是身处危境，仍不悔初志，秉德以求，直至献出自己的生命。

身处逆境的屈原在历史中找到了慰藉，也得到了改变现实的武器;但他又在历史中看到了今天发展的必然，预感到自己的种种努力可能无济于事。我们敬佩屈原，正在这些地方，身处险境不放弃追求，已为不易;而预感到理想破灭，仍孜孜以求，至死不悔，则见出屈原的敏锐洞察力、昂扬勃发的情绪与沉着从容的态度、执着前行的顽强精神。他为我们后人树立了一个人格追求的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