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计》)鉴赏

这是《孙子兵法》开首《计》篇的第一句话。应该说，此言是一个警句。孙子用深沉的语调告诫人们：“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兵，原指兵器。《说文解字》云：“兵，械也。”后引申为战士、军队和战争。这里的“兵”，即指战争。古人说：“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左传·成公十三年》)可知古人把祭祀天神祖先和用兵打仗作为国家的头等大事。孙子在这里说战争是“国之大事”，还因为它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即战争把人民置于或死或生的境地，把国家推上或存或亡的道路。这是多么危险啊!故孙子指出，对战争的严重性和危害性，“不可不察也”。察，这里指观察、审查、研究。“不可不察”，即要谨慎的观察、周密的审查和详细的研究，切不可莽撞行事、轻举妄动。

孙子这一段开场白表明，他所写的兵法著作不是一本好战的书，而是要提醒人们注意必须谨慎地对待战争。孙子这一思想，贯串于整部兵法的始终。他在第二篇《作战》中说：“不尽知用兵之害者，则不能尽知用兵之利也。”一定要“尽知用兵之害”，如百姓的伤亡、资财的耗费、生产的破坏、国家的灭亡等，才能谨慎小心，把握“用兵之利”。在《军争》篇中，他又发出警告：“军争为利，军争为危。”军事战争虽然有时可得“利”，但它又有“危”险的一面。在《火攻》篇中，他更是语意深沉，向君主和将帅们发出“安国全军”的警示。可以看出，《孙子兵法》开首“兵者，国之大事”这一警语，是整部兵法的重心所在。

春秋时代，战乱频仍，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当时许多思想家都在反对战争。与孙子差不多同时的老子说：“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夫乐杀人者，则不可以得志于天下矣。”“夫唯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老子》第三十一章)老子认为，“兵”是“不祥之器”，“有道者不处”，那些好战的“乐杀人者”，“不可以得志于天下”，表达了他对战争的憎恶和反感。战国初期的墨子指出：“当若繁为攻伐，此实天下之巨害也。”“上欲中圣王之道，下欲中国家百姓之利，故当若‘非攻’之为说，而将不可不察者此也。”(《墨子·非攻下》)墨子认为，攻伐是“天下之巨害”，他提出“非攻”的学说，希望各国当权者“不可不察”。他的反战主张更为强烈。到战国中期，孟子对战争进行更为严厉的斥责。他论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孟子·离娄上》)孙子在兵法著作的一开头就告诫：“兵者，国之大事”，指出战争的危险性和残酷性，就是在这样一片反战呼声的大背景下，表达他对战争必须慎之又慎的主张。

《孙子兵法》开首的这个警示，也是从当时的历史事实中得出的教训。春秋末期，吴王阖闾和夫差都非常好战。阖闾在西破强楚以后，又向北威胁齐、晋，并趁越王允常刚去世之机，向南进攻越国。不料越王勾践略施小计，袭击吴阵，吴军慌乱败逃。阖闾在败逃的过程中被乱兵击中，因伤势过重而身亡。吴王夫差继位后，经过多年扩军备战，击败越军，使越国屈服。后又向北伐齐，在艾陵(今山东莱芜市东)大胜齐军。公元前482年，夫差亲率吴国大军，到黄池(今河南封丘县南)与晋国争霸。不料越国乘机从背后攻来，使吴国损失惨重，从此一蹶不振。九年之后，吴被越灭，吴王夫差自杀。骄横一世、好战成性的吴王阖闾和夫差父子两人，都在战争中遇害。曾是南方大国的吴国，在不断的征战中消耗殆尽，被越国灭亡。孙子说，战争是“死生之地，存亡之道”，吴王和吴国的历史，生动地证明了这一警言。

孙子在其兵法著作一开头，就用“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的警句，揭示战争的危险和残酷，提醒当权者必须谨慎审察，不可轻举妄动。他的用心良苦，我们是可以体会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