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普洛的先进的艺术家不走浪漫谛克的路线，就是不把现实神秘化，不空想出什么英雄的个性来做“时代精神的号筒”，不干那种使我们高尚化的“欺骗”;而要走最彻底， 最坚决， 最无情的“揭穿现实的一切种种假面具”的路线。第二，普洛的先进艺术家不走庸俗的现实主义的路线，而要最大限度的肃清那些“通行的成见”，肃清马克思所说的“事物表面的景象”， 而写出生活的实质，就是要会尽可能的最大限度的从“偶然的外表”之下显露出现实的客观的辩证法。第三，普洛的艺术家和过去伟大的现实主义者不同，他要看见社会发展的过程以及决定这种发展的动力，就是要描写“旧”的之中的“新”的产生，描写“今天”之中的“明天”，描写“新的”对于“旧的”的斗争和克服。这就是说：这种艺术家比过去的任何一个艺术家都要更加有力量的——不但去理解这个世界，而且自觉的为着改变这个世界的事业而服务。(法捷耶夫：《打倒席勒》)

中国的新文学经过了自己的“难产”时期还不很久， 华汉的《地泉》显然还留着难产时期的斑点，正确些说，这正是难产时期的“成绩”。这里还充满着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地泉》的路线正是浪漫谛克的路线。

中国社会的现实是什么?中国最近几年的“大动乱”的大动力是什么?中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发展动力显然不是什么英雄的个性， 而是广大的群众， 不是简单的“深入”“转换”和“复兴”， 而是一个簇新的社会制度从崩溃的旧社会之中生长出来，它的斗争， 它的胜利……正在经过一条鲜红的血路，克服着一切可能的错误和失败，锻炼着新式的干部。

但是《地泉》没有表现这种动力和过程。《地泉》固然有了新的理想， 固然抱着“改变这个世界”的志愿。然而《地泉》连庸俗的现实主义都没有能够做到。最肤浅的最浮面的描写， 显然暴露出《地泉》不但不能帮助“改变这个世界”的事业，甚至于也不能够“解释这个世界”。《地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样写”的标本。新兴文学要在自己的错误里学习到正确的创作方法，要在斗争的过程之中，锻炼出锐利的武器， 因此对于《地泉》这一类的作品，也就不能够不相当的注意。

今年农忙的时候，他(张老七)便在九叔叔家做短工， 九叔看他很勤快，一点都不躲懒，心里便很爱他， 时常想找些可以挣钱的事情来给他做，……所以九叔叔便暂借了两块钱给他，要他化两天的整功夫，到四乡去拣选上色的红桃，预备端午节那天拿到镇上去卖贵市， 张老七在感激之余， 自然照九叔叔的吩咐去办。(《深入》)

这里雇主九叔叔和雇工张老七的关系是不是现实的呢?!雇主对于雇工不但不剥削，反而想尽方法帮他赚钱(!)，这是现实的社会现象吗?这是一般的现象吗?退一步说：这或许是一个偶然的例外。但是跟着张老七却并不受自由主义的雇主的欺骗，他莫名其妙的得着了很明显而正确的意识，就这么参加了革命。这里对于社会现象的解释是根本没有的，更不用说深刻的去理解社会现象之中的客观的辩证法。

还有一个“往民间去”的女学生的梦：

想到这里，她(梦云)大大的失悔起来，她觉得从前他和她求爱的时候，她不应该那样藐视他，使他过于难堪了。现在这位曾经被她藐视过唾弃过被她视为糊涂蛋的他，却以自己英勇的战绩，在万人敬爱之中显露出他峥嵘的头角来了;人毕竟是不能藐视的， 何况他，林怀秋， 究竟还是曾经参加过革命的有思想有能力的男子。(《复兴》)

这里简直是朱买臣休妻、“马前泼水”那样的意识——最庸俗的势利的通行的成见。甚至于还要坏， 朱买臣的老婆是当初就没有见识， 因此和她的肉眼所不识的“英雄”离婚了;而梦云看不起怀秋的时候，怀秋却的的确确是个颓废的无聊的值得藐视的浪人，后来怀秋改过了，这对于梦云只会是可以觉得喜欢的事实， 而决不会是使她失悔的事实! 《地泉》之中的英雄，正是这种出人意外的“在万人敬爱之中显露他峥嵘的头角”的人物!这是多么难堪，但是又多么浪漫谛克啊!

至于《转换》的全部的题材——实际上也可以说《地泉》的全部题材一一都是这种“革命的浪漫谛克”。林怀秋是一个颓废的青年，以前曾经是革命者，但是已经堕落了，过着流浪的无聊的贵公子生活，后来莫名其妙的，一点儿也没有“转换”的过程，忽然振作了起来， 加入军队， 从军队里转变到革命的民众方面去。梦云是一位小姐，女学生，大绅士的未婚妻，她居然进了工厂，还会指导罢工。另外还有一位寒梅女士——始终没有正式出面的， 作者对于她没有描写什么——而怀秋和梦云的转换，却都是受了她的劝告的结果。这几位都是了不得的人物! 固然， 实际生活之中的确也有这一类的人。可是《地泉》的表现， 却不能够深刻的写到这些人物的真正的转换过程，不能够揭穿这些人物的“假面具”——他们自己意识上的浪漫谛克的意味： “自欺欺人的高尚的理想”，——反而把丑陋的现实神秘化了，把他们变成了“时代精神的号筒”。

就是《地泉》之中“用不着转换的英雄”，例如农民协会的会长汪森，工联代表小柳——阿林等等，也都浪漫谛克化了;他们和一切人物都是理想化的， 没有真实的生命的。再则，事变描写方面，也犯着同样的毛病： 农民在乡村之中的行动居然是东南西北乡一致齐备的;罢工委员会是机械的分裂成为三派的，而且一切事变都会百事如意的得着好结果。

这种浪漫主义是新兴文学的障碍，必须肃清这种障碍，然后新兴文学方才能够走上正确的路线。

至于描写的技术和结构——缺点和幼稚的地方很多;文字是五四式的假白话，——例如农民老罗伯的对话里，会说出“挨饿受辱”这样的字眼，所有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错误。我们应当走上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的路线，应当深刻的认识客观的现实，应当抛弃一切自欺欺人的浪漫谛克，而正确反映伟大的斗争，只有这样方才能够真正帮助改造世界的事业。

1932年4月22日

(《地泉》， 湖风书局1932年版。)

赏析 大革命失败后兴起的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在其发展中，是走着一条艰难曲折的路的， 一方面是国民党方面的诬蔑、压迫以至杀戮，一方面则是左翼文艺队伍，由于政治上的“左”倾思潮，思想理论上的不成熟，漠视五四新文学现实主义传统，等等，出现了严重的拗取现实的倾向，充斥着“左”倾空谈和主观浪漫的描写，障碍着新兴文学的健康发展。为革命文学的现实主义化(“莎士比亚”化)而斗争成为一项严肃而急迫的任务。当时在上海同鲁迅并肩领导左翼文化运动的瞿秋白为此作出了卓有成效的努力。他为阳翰笙再版的《地泉》所写的“序”，就是颇有影响的代表性篇章之一。

为推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艺实践的结合，瞿秋白选择了创作方法问题作为突破口。他在当时写下的一系列文章中，反复强调，为实现文艺的服务革命的政治任务，为文艺的大众化，达到“思想上武装群众，意识上无产阶级化”的目的， “必须用普洛现实主义的方法来写”，一再阐扬，要“莎士比亚化”，而不要“席勒化”，要向老巴尔扎克学习，不要为了观念而忘记了现实。

《<地泉>序》在写法上采取了“破”、“立”结合的方法。华汉(阳翰笙)的《地泉》曾被视为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但随着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的深入， 日益暴露出《地泉》在观念、手法、题材上的种种缺陷。应该肯定的是，作者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求实精神，没有遮掩文饰，而是在再版之前，主动邀瞿秋白、郑伯奇、茅盾、钱杏邨等人作序，尽管他知道可能会遭遇到严厉的批评，这也被称作文坛的一段佳话。在瞿秋白看来， 《地泉》最大毛病就是“充满着所谓‘革命的浪漫谛克’”，没有表现中国社会现实，没有对社会现象的深刻的辩证法的理解，甚至抱着朱买臣休妻、“马前泼水”那样庸俗势利的意识，以及非现实的人物关系、“突变”式的英雄、浪漫的题材、事变的机械描写，等等，这些显然无助于作者新的理想的实现，因此，瞿秋白不客气地说， “《地泉》正是新兴文学所要学习的‘不应当这么样写’的标本”。

为了求得新兴文学的健康发展，瞿秋白以为应该大力倡导现实主义。为此，他致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实主义理论的译介和阐扬，他的《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马克思、恩格斯和文学上的现实主义》都是理解深湛的有影响的力作。他着重阐扬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理想应该建立在坚实的现实基础之上的艺术主张， “他们所主张的是：对于事实上的阶级斗争，广大群众的历史斗争的现实主义的描写。他们要求文学之中对于这种斗争的描写，要能够发露真正的社会动力和历史的阶级的冲突，而不要只是些主观的淋漓尽致的演说。”而《〈地泉〉序》则是瞿秋白把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理论应用于具体文艺批评的一个成功范例。

序言也表现出了瞿秋白受到的前苏联“拉普”派文学思潮的影响。他对法捷耶夫的征引，对“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的提倡就表明了这一点，其中含有把世界观与创作方法等同起来的机械论倾向。但就其实质内容，如要求写出现实的活的人，写出个性的复杂性， “撕下一切假面具”等，也包含着积极的现实主义的因素。他强调把唯物辩证法作为观察理解现实的思想武器，现实地而不是庸俗地表现“社会的发展过程以及决定这种发展的动力”，现实地而不是抽象地理解“新”与“旧”、“今天”与“明天”的辩证关系，其核心精神仍是现实主义的。遭受过“左”倾教条主义打击迫害的亲身经历，对鲁迅“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的深湛理解，都使他致力于现实主义精神的阐扬，并具体地运用于革命文学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关于革命文学的创作方法，瞿秋白曾有过多种不同提法，“现实主义”、“普洛现实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唯物辩证法的现实主义”，如前所述，这里含有把创作方法与世界观混为一谈的倾向，他对“革命的浪漫谛克”的针砭，也有把特定的文艺思潮与作为一般创作方法的浪漫主义相混淆而加以否定的倾向，表明同整个无产阶级文学发展水平相联系，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也处在一个并未完全成熟的状态。尽管如此，瞿秋白对“革命的浪漫谛克”情绪的痛加针砭，是切中要害、振聋发聩的，是站在了时代的历史的最高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