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本小书里的，是从本年1月底起至5月中旬为止的寄给《申报》上的《自由谈》的杂感。

我到上海以后， 日报是看的， 却从来没有投过稿， 也没有想到过， 并且也没有注意过日报的文艺栏， 所以也不知道《申报》在什么时候开始有了 《自由谈》，《自由谈》里是怎样的文字。大约是去年的年底罢，偶然遇见郁达夫先生，他告诉我说， 《自由谈》的编辑新换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从法国回来， 人地生疏， 怕一时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几回稿。我就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

对于达夫先生的嘱咐，我是常常“漫应之曰：那是可以的”的。直白的说罢， 我一向很回避创造社里的人物。这也不只因为历来特别的攻击我， 甚而至于施行人身攻击的缘故， 大半倒在他们的一副“创造”脸。虽然他们之中，后来有的化为隐士，有的化为富翁，有的化为实践的革命者， 有的也化为奸细， 而在“创造”这一面大纛之下的时候，却总是神气十足，好像连出汗打嚏，也全是“创造”似的。我和达夫先生见面得最早，脸上也看不出那么一种创造气，所以相遇之际，就随便谈谈;对于文学的意见，我们恐怕是不能一致的罢，然而所谈的大抵是空话。但这样的就熟识了，我有时要求他写一篇文章，他一定如约寄来， 则他希望我做一点东西，我当然应该漫应曰可以。但应而至于“漫”，我已经懒散得多了。

但从此我就看看《自由谈》， 不过仍然没有投稿。不久， 听到了一个传闻，说《自由谈》的编辑者为了忙于事务，连他夫人的临蓐也不暇照管，送在医院里，她独自死掉了。几天之后，我偶然在《自由谈》里看见一篇文章， 其中说的是每日使婴儿看看遗照，给他知道曾有这样一个孕育了他的母亲。我立刻省悟了这就是黎烈文先生的作品， 拿起笔，想做一篇反对的文章， 因为我向来的意见， 是以为倘有慈母，或是幸福，然若生而失母，却也并非完全的不幸，他也许倒成为更加勇猛，更无挂碍的男儿的。但是也没有竟做， 改为给《自由谈》的投稿了，这就是这本书里的第一篇《崇实》;又因为我旧日的笔名有时不能通用，便改题了 “何家干”， 有时也用“干”或“丁萌”。

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的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极平常，说话也往往很晦涩，我知道《自由谈》并非同人杂志，“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 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我之所以投稿， 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 一则在给寂寞者以呐喊，也还是由于自己的老脾气。然而我的坏处，是在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 而后者尤与时宜不合。盖写类型者， 于坏处，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 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 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而见者不察， 以为所画的只是他某甲的疮， 无端侮辱， 于是就必欲制你画者的死命了。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 原也泛无实指， 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要制死命的方法， 是不论文章的是非， 而先问作者是那一个;也就是别的不管， 只要向作者施行人身攻击了。自然， 其中也并不全是含愤的病人， 有的倒是代打不平的侠客。总之，这种战术，是陈源教授的“鲁迅即教育部佥事周树人”开其端， 事隔10年， 大家早经忘却了，这回是王平陵先生告发于前， 周木斋先生揭露于后，都是做着关于作者本身的文章， 或则牵连而至于左翼文学者。此外为我所看见的还有好几篇，也都附在我的本文之后， 以见上海有些所谓文学家的笔战，是怎样的东西， 和我的短评本身，有什么关系。但另有几篇，是因为我的感想由此而起，特地并存以便读者的参考的。

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5月初， 竟接连的不能发表了，我想，这是因为其时讳言时事而我的文字却常不免涉及时事的缘故。这禁止的是官方检查员，还是报馆总编辑呢，我不知道，也无须知道。现在便将那些都归在这一本里， 其实是我所指摘，现在都已由事实来证明的了，我那时不过说得略早几天而已。是为序。

1933年7月19夜，于上海寓庐，鲁迅记。

(《鲁迅全集》， 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赏析 《伪自由书》初版于1933年10月。收鲁迅1933年1月至5月中旬，在《申报》副刊《自由谈》上发表的杂文共43篇。

《前记》写于1933年7月19日。本文首先介绍了自己给《自由谈》投稿的两方面原因。一是“为了朋友的交情”，这显然是指郁达夫的托咐;同时也为黎烈文因忙于编务，无暇照料妻子，使她产育时独自死于医院的忘我、忘家的工作精神所感动。另一原因则是“给寂寞者以呐喊”，这才是最本质的。“九一八”、“一·二八”事变后， 《申报》 (1872年创办于上海，1912年后由史量才经营)负责人为适应人民群众抗日要求，1932年底任用留学法国归来的黎烈文，担任其副刊《自由谈》主编。黎不负所托，锐意改革，上任后偏重发表针砭现实的杂文、短评。利用《自由谈》这个园地， 为抗战呐喊，这是鲁迅的初衷。然而，在白色恐怖严重，文网森严的当时，言论当然不可能真正自由。正如鲁迅所言，“‘自由’更当然不过是一句反话，我决不想在这上面去驰骋的。”这便是书名冠以“伪”字的原因。

围绕“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这一中心，从内容和艺术的某一方面， 由近及远，对《伪自由书》及以往所作杂文进行概括介绍，是本文的重点。

从“论时事不留面子”方面来看，鲁迅说《伪自由书》“这些短评，有的由于个人感触，有的则出于时事的刺戟”。如果说个人感触主要源于当时社会生活及文化界不良现象，那么时事的刺激则是源于日本侵略的步步加紧和当局卖国殃民的反动政策。当然后者是因，是最主要的。那么当时“时事”是怎样的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 中国丢了东北三省;几个月后“一·二八”事变，上海及苏州昆山一带成为“非武装区”， 中国无权驻军， 日本则可驻“若干”军队(见《淞沪协定》);1933年1月， 日军攻占山海关，3月热河省沦入敌手，平津危在旦夕，华北告急。然而，国民党当局却置国家、民族危亡于不顾，在“攘外必先安内”口号之下，于1933年2月动用几十万兵力， 向江西红军根据地发动了第四次“围剿”。与此相配合，在上海、北平等大城市，组织文化特务进行的文化“围剿”也更加惨酷。因此，鲁迅利用《自由谈》这个园地，发表了大量的时事短评，对日军侵略和当局卖国政策进行抨击。在《赌咒》一文中指出他们“抗日”誓言： “誓死杀敌，誓死抵抗”如同赌咒，是亦盗亦娼的江湖骗术;在《战略关系》里，揭露他们在日本侵略者进攻面前，以“战略关系”、“诱敌深入”为借口，出卖国家领土和主权; 《文章与题目》、《天上地下》、《中国人的生命圈》则揭露了国内反动派与侵略者勾结屠杀人民的罪行。指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实质不过是“安内而不必攘外”，说得更直截一点便是“不如迎外以安内”，“外就是内，本无可攘”了。集中对“民族主义”文学家，对向日本侵略者献上征服中华民族“攻心”术的名公等，也进行了辛辣、无情的嘲讽。这些文章论点精当不移，切中要害，毫不留情地撕下了国民党当局及御用文人的伪装，尽现其本质。真可谓“论时事不留面子”。同时， “论时事不留面子”，也是鲁迅对自己自此以往所作杂文一方面特色的总结。他从1918年在《新青年》上写“随感录”时候起至今，从未间断过杂文写作。不仅数量大，而且内容丰富而广博。包含了对旧社会、旧文明和复古势力的批判，对封建性反动政权及政策的猛烈抨击，对侵略者的揭露，对社会病态心理和国民性弱点的暴露针砭，对文化、文学战线上错误倾向的批评等等。可以说“每一篇都是猛烈的抗争和锋利的袭击：具体，深刻，而又紧扣现实”。(唐弢：《鲁迅杂文的艺术特征》)因为鲁迅认为杂文这种文学形式应是时代“应感的神经”， “攻守的手足”。他一向是把杂文当成攻击“时弊”的武器来使用的。他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与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这就使他的杂文呈现出与现实紧密结合的批判性、战斗性的思想特色。因此， “论时事不留面子”，正概括了他杂文的基本精神，显示出他对敌人毫不妥协的战斗立场和鲠直的性格。

“砭锢弊常取类型”则是鲁迅对自己十几年来杂文创作艺术的一方面成就的高度概括。鲁迅杂文艺术成就最突出的是逻辑性和形象性的紧密结合。而在杂文中创造了类型化的形象，则是他杂文形象性的一个重要方面。如脖子上挂着铃铛作为知识阶级徽章，领着群羊走向屠场的山羊;虽然是狗，又很像猫，折中、公允、调和，公平之状可掬的叭儿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发一通议论的蚊子等等。这类形象概括了社会上某一类人群的某种普遍性特征，用比喻、象征、白描等手法创造出来，往往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正如鲁迅所言，类型者，“恰如病理学上的图，假如是疮疽，则这图便是一切某疮某疽的标本，或和某甲的疮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点相同”， “例如我先前的论叭儿狗，原也泛无实指，都是自觉其有叭儿性的人们自来承认的”。这正说明了类型形象的典型力量。鲁迅在杂文中创造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的各种类型化形象，是鲁迅杂文重大的艺术贡献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