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家催我给他的诗集作序， 整催了一年。他是有理由的。便拿《生活》一诗讲，据许多朋友说，并不算克家的好诗，但我却始终极重视它，而克家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这意见的符合，可以证实，由克家自己看来，我是最能懂他的诗了。我现在不妨明说， 《生活》确乎不是这集中最精彩的作品，但却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而这价值也便是这全部诗集的价值。

克家在《生活》里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

这不啻给他的全集下了一道案语， 因为克家的诗正是这样——不是“混着好玩”，而是“生活”。其实只要你带着笑脸，存点好玩的意思来写诗，不愁没有人给你叫好。所以作一首寻常所谓好诗，不是最难的事。但是，做一首有意义的，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却大不同。克家的诗，没有一首不具有一种极顶真的生活的意义。没有克家的经验，便不知道生活的严重。

一万枝暗箭埋伏在你周边，

伺候你一千回小心里一回的不检点，

这真不是好玩的。然而他偏要

嚼着苦汁营生，

像一条吃巴豆的虫。

他咬紧牙关和磨难苦斗，他还说，

同时你又怕克服了它，

来一阵失却对手的空虚。

这样生活的态度不够宝贵的吗?如果为保留这一点， 而忽略了一首诗的外形的完美，谁又能说是不合算?克家的较坏的诗既具有这种不可亵视的实质，他的好诗， 不用讲，更不是寻常的好诗所能比拟的了。

所谓有意义的诗， 当前不是没有。但是， 没有克家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 和他对这种经验的了解，单是嚷嚷着替别人的痛苦不平，或怂恿别人自己去不平，那至少往往像是一种“热气”， 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若更往坏处推测，便不免有伤厚道了。所以，克家的最有意义的诗， 虽是《难民》，《老哥哥》，《炭鬼》，《神女》，《贩鱼郎》，《老马》，《当炉女》，《洋车夫》，《歇午工》，以至《不久有那么一天》和《天火》等篇，但是若没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作品作基础，前面那些诗的意义便单薄了， 甚至虚伪了。人们对于一件事， 往往有追问它的动机的习惯， (他们也实在有这权利，)对于诗，也是这样。当我们对于一首诗的动机(意识或潜意识的)发生疑问的时候，我很担心那首诗还有多少存在的可能性。读克家的诗，这种疑问永不会发生， 为的是有《烙印》和《生活》一类的诗给我们担保了。我再从历史中举一个例。如作“新乐府”的白居易， 虽嚷嚷得很响，但究竟还是那位香山居士的闲情逸致的冗力(surplus energy)的一种舒泄， 所以他的嚷嚷实际只等于猫儿哭耗子。孟郊并没有作过成套的“新乐府”， 他如果哭， 还是为他自身的穷愁而哭的次数多，然而他的态度，沉着而有锋棱，却最合于一个伟大的理想的条件。除了时代背景所产生的必然的差别不算，我拿孟郊来比克家， 再适当不过了。

谈到孟郊，我于是想起所谓好诗的问题。(这一层是我要对另一种人讲的)孟郊的诗， 自从苏轼以来，是不曾被人真诚的认为上品好诗的。站在苏轼的立场上看孟郊， 当然不顺眼。所以苏轼诋毁孟郊的诗。我并不怪他。我只怪他为什么不索性野蛮一点，硬派孟郊所作的不是诗，他自己的总是。因为这样， 问题倒简单了。既然他们是站在对立而且不两立的地位，那么， 苏轼可以拿他的标准抹煞孟郊，我们何尝不可以拿孟郊的标准否认苏轼呢?即令苏轼和苏轼的传统有优先权占用“诗”字，好了，让苏轼去他的，带着他的诗去!我们不要诗了。我们只要生活， 生活磨出来的力， 像孟郊所给我们的， 是“空螯”也好，是“蜇吻涩齿”或“如嚼木瓜， 齿缺舌敝， 不知味之所在”也好，我们还是要吃， 因为那总可以磨炼我们的力。

那怕是毒药，我们更该吃， 只要它能增加我们的抵抗力。至于苏轼的丰姿， 苏轼的天才，如果有人不明白那都是笑话，是罪孽，早晚他自然明白了。早晚诗也会

扪一下脸，来一个奇怪的变!

一千余年前孟郊已经给诗人们留下了预言。

克家如果跟着孟郊的指示走去，准没有错。纵然像孟郊似的，没有成群的人给叫好，那又有什么关系?反正诗人不靠市价做诗。克家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责任。

民国廿二年七月

(《烙印》、生活书店1933年版)

赏析 《烙印》是现代著名诗人臧克家的第一部诗集，1933年出版，那时诗人还是青岛大学的一名学生，师从闻一多学写新诗。《烙印》以朴素的诗风，真实反映了30年代中国农民的痛苦和不幸，表现了诗人严肃执著的生活和创作态度，因而一问世，便引起诗坛瞩目。茅盾、老舍给予了热情肯定和赞扬，臧克家也被称为“1933年文坛上的新人”。闻一多为《烙印》所作的“序”也充分肯定了诗人执著现实的精神， “沉着而有锋棱”的诗风，认为诗作有“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可以说《烙印》连同闻“序”给了为绮靡、感伤氛围所笼罩的诗坛一个不小的震动和刺激，为新诗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臧诗的意义和价值在什么地方?闻一多并没有从一般所谓“好诗”即技巧是否圆熟让人觉得“好玩”的角度立论，而是从“做一首有意义的诗，在生活上有意义的诗”的角度评述和阐释《烙印》对新诗坛的贡献。闻一多举了《烙印》中据称“并不算克家的好诗”的《生活》为例，发挥他的见解。闻在“序”中说，“我却始终极重视它”，因为克家在《生活》中说， “这可不是混着好玩，这是生活”，而正是因为克家的诗有着“极顶真”的生活意义，才有了“令人不敢亵视的价值”，这也便是整个诗集的价值所在。诗歌当然应该具有审美上的意义，但同时或者说更应该具有生活上、人生上的意义和价值。它应能教会你爱，教会你恨，正是从这一意义上，我们认同闻“序”的观点，也许臧诗在一些人眼中还缺少圆熟的外形，优雅的韵味，不那么“好玩”，但这无碍于它的价值。它是不能用寻常意义上的“好诗”来比的。

闻“序”在肯定克家的诗所具有的“生活的意义”的同时，还揭示了臧诗的价值基础和意义本原，即诗人的自身经历和生活体验。克家也曾一度追摹新月诗风，但大革命前后的险恶经历和流亡生涯，他目睹了北方农村的凋蔽破败，促使他改变了美学意向，不仅与一般“民众诗人”拉开了距离，也与古代“怜农”诗人有着不同的感受。这“自身的‘嚼着苦汁营生’的经验”构成了臧诗的底色。他的抒写北方农民的痛苦和不幸，就不是“一种浪漫的姿势，一种英雄气概的表演”，更没有虚伪的成分。闻一多以为正是诗人自身的苦难经历和严肃的人生态度，赋予了《烙印》中的《老马》、《难民》、《老哥哥》等抒写底层人民苦难的诗篇以非比寻常的深厚的蕴涵，而且不会使你对诗人的动机和意义发生疑问，这比起“五四”的新诗， 自然是一种进步。

闻一多本人是“苦吟诗人”，所以他也非常欣赏《烙印》作者的严肃创作态度，比之为唐代诗人“孟郊”，认为是“再适当不过了”，其实这也很有些“夫子自况”的味道。大凡“苦吟诗人”因为立意要不同流俗，诗风往往会走上奇险一途。所谓“郊寒岛瘦”即是这一流派风格的恰切批评。而闻一多也说过：“真正的诗家正如韩信囊沙背水，邓艾缒兵入蜀，偏要从险处见奇” (《冬夜评论》)。而臧诗的风格，初读者是常会感到瘦硬苦涩的，这既是克家从乃师处继承了视艺术为生命的极顶真的创作态度，也是立意要矫正诗坛轻靡之风的缘故，至于得失当另论。至于闻在“序”中极力排斥嘲笑孟郊的苏轼，虽然未免矫枉过正，但中心还是要肯定诗首先要有生活的意义。至于苏轼，公允地讲，他对孟郊的诗还是说了一些实在话的。其《读孟郊诗二首》中即有云： “我憎孟郊诗，复作孟郊语，饥肠自鸣唤，空壁转饥鼠。诗从肺腑出，出辄愁肺腑。”苏轼喜欢华瞻诗风，倒也并没有把孟郊一概骂倒，不过这一点已和中心意思关系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