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秋天，人民美术出版社来信，提议刊印我旧作漫画的选集，并且教我自己选定。我对刊印表示同意，但要求由我请托王朝闻同志代选。因为我相信客观意见往往比主观意见正确;而且王朝闻同志前年曾经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关于我的画的文章(此文后来收集在他的《新艺术论集》中)，请他选画最为适当。人民美术出版社对我表示同意，王朝闻同志也慨允我的请求，这画集便选定了。

人民美术出版社和王朝闻同志都希望我自己写一篇序言，对读者谈谈我当时的创作经验;借王朝闻同志的话来说，便是要我说明我“怎么会发生《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这种作品的创作冲动”。他们的意思都是希望我的话能给读者作参考， 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发见画材。

然而真惭愧，我创作这些画时的动机实在卑微琐屑得很，全然没有供读者作参考的价值。因为这无非是家庭亲子之情， 即古人所谓“舐犊情深”， 用画笔来草草地表现出罢了， 其实全不足道。不过既蒙嘱咐，姑且把30年前的琐事和偶感约略谈谈：

我作这些画的时候， 是一个已有两三个孩子的二十七八岁的青年。我同一般青年父亲一样，疼爱我的孩子。我真心地爱他们：他们笑了，我觉得比我自己笑更快活;他们哭了，我觉得比我自己哭更悲伤;他们吃东西，我觉得比我自己吃更美味;他们跌一交，我觉得比我自己跌一交更痛……我当时对于我的孩子们， 可说是“热爱”。这热爱便是作这些画的最初的动机。

我家孩子产得密， 家里帮手少， 因此我须得在教课之外帮助照管孩子，就像我那时有一幅漫画中的“兼母之父”一样。我常常抱孩子，喂孩子吃食， 替孩子包尿布， 唱小曲逗孩子睡觉，描图画引孩子笑乐;有时和孩子们一起用积木搭汽车，或者坐在小凳上“乘火车”。我非常亲近他们，常常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亲近”也是这些画材所由来。

由于“热爱”和“亲近”， 我深深地体会了孩子们的心理， 发见了一个和成人世界完全不同的儿童世界。儿童富有感情， 却缺乏理智;儿童富有欲望，而不能抑制。因此儿童世界非常广大自由， 在这里可以随心所欲地提出一切愿望和要求：房子的屋顶可以要求拆去，以便看飞机;眠床里可以要求生花草， 飞蝴蝶， 以便游玩;凳子的脚可以给穿鞋子;房间里可以筑铁路和火车站;亲兄妹可以做新官人和新娘子;天上的月亮可以要它下来……。成人们笑他们“傻”，称他们的生活为“儿戏”，常常骂他们“淘气”，禁止他们“吵闹”。这是成人的主观主义看法，是不理解儿童心理的人的粗暴态度。我能热爱他们， 亲近他们， 因此能深深地理解他们的心理， 而确信他们这种行为是出于真诚的，值得注意的， 因此兴奋而认真地作这些画。

进一步说， 我常常“设身处地”地体验孩子们的生活;换一句话，我常常自己变了儿童而观察儿童。我记得曾经作过这样的一幅画，房间里有异常高大的桌子、椅子和床铺。一个成人正在想爬上椅子去坐，但椅子的座位比他的胸脯更高， 他努力攀跻， 显然不容易爬上椅子;如果他要爬到床上去睡，也显然不容易爬上， 因为床同椅子一样高;如果他想拿桌子上的茶杯来喝茶，也显然不可能， 因为桌子面同他的头差不多高，茶杯放在桌子中央，而且比他的手大得多。这幅画的题目叫做《设身处地做了儿童》。这是我当时的感想的表现：我看见成人们大都认为儿童是准备做成人的，就一心希望他们变为成人， 而忽视了他们这准备期的生活。因此家具器什都以成人的身体尺寸为标准， 以成人的生活便利为目的， 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日常生活很不方便。同样， 在精神生活上也都以成人思想为标准， 以成人观感为本位， 因此儿童在成人的家庭里精神生活也很苦痛。过去我曾经看见：六七岁的男孩子被父母亲穿上小长袍和小马褂，戴上小铜盆帽， 教他学父亲走路;六七岁的女孩子被父母亲带到理发店里去烫头发， 在脸上敷脂粉，嘴上涂口红， 教她学母亲交际。我也曾替他们作一幅画，题目叫做《小大人》。现在想像那两个孩子的模样，还觉得可怕，这简直是畸形发育的怪人!我当时认为由儿童变为成人，好比由青虫变为蝴蝶。青虫生活和蝴蝶生活大不相同。上述的成人们是在青虫身上装翅膀而教它同蝴蝶一同飞翔，而我是蝴蝶敛住翅膀而同青虫一起爬行。因此我能理解儿童的心情和生活， 而兴奋地认真地描写这些画。

以上是我30年前作这些画时的琐事和偶感，也可说是我的创作动机与创作经验。然而这都不外乎“舐犊情深”的表现，对读者有什么益处呢?哪里有供读者参考的价值呢?怎么能帮助他们在生活中发见画材呢?

无疑，这些画的本身是琐屑卑微，不足道的。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画家倘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更可爱的、更有价值的、更伟大的对象而创作绘画，我想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今日新中国的生气蓬勃的生活中——发见更多的画材，而作出更美的绘画。如果这句话是对的，那么这些话总算具有间接帮助读者的功能，就让它们出版吧。

附记：王朝闻同志在百忙中替我选画，我衷心地感谢他。还有这画集的封面题字，是封面画中的阿宝(她现在叫做丰陈宝， 已经是36岁的少妇了)的女儿朝婴所写的，她们母女俩代替我完成这封面，也是难得的事， 不可以不记。

1955年元宵记于上海

(《子恺漫画选》，人民美术出版社，1955年版。

本文录自《丰子恺文集》，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

赏析 说到中国的漫画这种画种的出现，有两个人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一是郑振铎，一个是丰子恺。因为“漫画”这个词在中国出现，是从“子恺漫画”开始的。这个命名还是郑振铎的功劳。丰子恺回忆：“‘漫画’二字，的确是在我的画上开始使用的。他也不是我的自称，却是别人代起的……编者代为定曰《子恺漫画》。”这个“别人”就是郑振铎先生。时间在1925年5月。从此，中国有了这种新画种的名称。郑先生对漫画的命名借鉴自日本德川时代的画种。中国早期的漫画家有光荣的历史，他们是一批进步的文化人。在30年代，发表作品最多的是丰子恺、张光宇、鲁少飞、张愕、蔡若虹、叶浅予、陆志庠、廖冰兄、华君武、张乐平等画家。1927年时的“漫画会”是进步的组织，发表过不少优秀的漫画作品。解放以后，丰子恺担任画院院长，仍不断进行漫画创作。这使丰子恺的漫画成为家喻户晓的作品。这篇序言就是1954年应人民美术出版社之邀编选自己的画集时写的。

美学家王朝闻先生为子恺代选作品，并提议他在序言中谈一谈自己的创作经验。这是一个十分好的想法。但是，丰子恺在序中并没有说他有什么了不起的经验。他的几句话却是最难得的经验。他说， 自己的画“琐屑得很，全然没有供读者作参考的价值”。但是他又说无非是一些草草表现的“舐犊情深”的亲情。这种“至情”，其实正是文艺创作最可宝贵的经验。他说： “只是有一句话可以告诉读者：我对于我的描画对象是‘热爱’的，是‘亲近’的，是深入‘理解’的，是‘设身处地’地体验的。画家倘能用这样的态度来对付更可爱的、更有价值的、更伟大的对象而创作绘画，我想他也许可以在生活中——尤其是在今日新中国的生气蓬勃的生活中——发见更多的画材，而作出更美的绘画。”

从热爱到亲近，到理解，再到设身处地，这是把生活变为作品的过程中必备的过程。这从丰子恺的漫画中能得到许多的启发。他的画中表现出来的情趣正是大家忽视的至情。《花生米不足》中孩子的悲痛， 《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瞻瞻的脚踏车》中孩子的创造式想像， 《都市之春》、《留春》“记录了一种感想，暗示一种真理”。朱自清看后说“就像吃橄榄似的，老觉着那味儿”。这是毫无矫揉造作之感的美的情境。童心之中有文学的真谛。这大概就是为什么王朝闻先生要让丰子恺谈创作经验的原因。循着这篇序去体会子恺的画，再去体会他的创作经验，对于我们有很多启发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