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并不要自抬身价的故意谦逊说，这本短篇小说集， 都是前若干年未成熟的作品， 自己现在好像很进步了，本不愿再拿这些幼稚东西来污读者之目， 来糟踏读者宝贵时间，而是托不过朋友的劝导(这里自然要借朋友的口气说出一篇大道理来的)， 因才“祸枣灾梨”，藉以请教于高明云尔。不，我并不要这样说!我要说的是当我每回提笔写作这些东西时， 并不曾苟且， 而确乎用过力来。用了力而写作得不好，而只能写成这些样的东西，那是我的天分，我艺术的修养，止于此境，再谦逊也无济于事，也未见得便能增加读者的好感。

我还要说， 自从1912年以来，我所写作的短篇小说以及短篇而不大像小说的，本不止此集中所收的10篇。此10篇也绝不是“拔其尤”，而其余的更为不堪。在我想来， 其余的若干篇中， 或许还有较可者。不过到现在， 因为出门几次，搬家几次，历来所积存的报纸杂志， 以及若干有用的书籍， 大部化为乌有;而自己所写作的， 只有若干题目还存在自家的脑里， 和几位老友的口中。例如1912年在成都《晨钟报》登过的《游园会》，周太玄君尚记得;1915年在成都《娱闲录》登过的3篇《儿时影》， 宋师度君还说得出个梗概;1916年至1917年在成都《群报》登过的40几篇《盗志》， 则已故的曾孝谷君和近来尚常过往的李培甫君都曾时时道及，兼代为惋惜过不曾将其集成一个册子。又例如自1924年至1927年所写作的一些， 已故的叶菲洛君便提过一篇，说他之认识我，是因了那篇《棒的故事》。总之一句话，上来所举的几例， 绝非有意自炫。30几年内只写作了不上60篇短篇东西， 不算是多产作家， 而提名的几位老朋友， 并非当代纱帽名公， 自然也无“互相标榜， 众口喧天”之嫌。我的意思， 只在说明此集内所收的10篇， 不过在1944年暑期中，儿女辈偶然从残存的书报杂志中翻检出来，我也就不嫌“家有敝帚享以千金”的偶然将它们集拢; 自家看了一遍， 感到了兴趣， 又偶然发了几天奋， 把《好人家》、《大防》、《“只有这一条路”》3篇修改了一番， 并立了意要将它们印成一个集子，如斯而已， 实实说不出什么道理来。

再说，我在1935年暑期，将头一部长篇小说《死水微澜》写成时， 自己累极了，分判不出好歹，便请周太玄君代看一遍，斟酌下，可不可以卖钱吃饭。承他的好意鼓励，我才敢于卖与中华书局。但他许我作一篇序，却未曾交卷。这次， 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是我立意要将其印行之后， 才又请周君先看的。劳烦他在百忙之中，公然为我作了篇小序， 还无中生有， 公然说出了那们一篇大道理;这也像1937年郭沫若君之批评《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篇一样， 因为都是中学同学， 又不曾伤过感情， 又都到了中年， 都有了一点世故，提起笔来，谁肯红口白牙的得罪人?自然乐得多说几句恭维话。不过迹近标榜， 受之有愧， 无法摒拒， 只好一总在此称谢了，称谢了!

兹再一说此集子名字之拟定。按照一般办法， 我打算提出《对门》来作集名的。周太玄认为《市民的自卫》似乎较好。后来因为编辑这10篇，是依着原稿写作时间的先后而排列，《好人家》一篇写于1924年10月，居了第一，谢扬青君遂建议， 不如就取名为《好人家》，倒还平正通达。是的，这名字确乎止于平正通达。因此， 想及刘大杰君一番话。那是1936年暑假后， 刘君由上海回到四川大学来时，承他代我向新月书店李小峰老板手中索取到一部中篇翻译小说《霸都亚纳》的版税100元。他转述李老板之言：《霸都亚纳》实是卖不得， 故6年半间的版税， 只有这一点! (此书系1927年由舒新城君介绍到新月出版， 1929年暑期中本人到上海时，舒新城君代为索到版税50元。计9年之中， 前后共仅收版税150元， 而到底印行了多少， 则不知也。)刘君因慨乎而言曰：“《霸都亚纳》之销不得， 大约不是书的内容不好， 而是书名太不响亮!”照刘君之意，如其将书名改一改， 或为非洲什么录什么传， 则版税之收入定不止此。嗟乎! 版税之多寡， 系乎书之销得销不得， 而书之销得销不得， 则专系乎书名之响亮不响亮，此岂天下之至理乎哉!若夫书名之响亮，光以林译者为例， 其《非洲烟水愁城录》、《鬼山狼侠传》、《三千年艳尸记》、《橡湖仙影》、《红礁画桨录》、乃至《香钩情眼》， 以言响亮，似乎不能再响亮了， 以言雅致，亦不能再雅致矣!然而流布之广，行世之久，能如《块肉余生述》乎?能如《旅行述异》乎?能如《茶花女遗事》乎?故我觉得光在书名上用工夫，或力求新奇，或求雅致，或力求响亮，好像都不是顶好的办法。我于此集子， 宁采平正通达之《好人家》为名，而绝不打算题为般尼西林集，彼一时集，或断红残绿集者此也。若其此集子印了出来，真个销不得，一如以往所译作的各书，我还是不愿将此责任归诸书名， 只好自家正告自家曰： “戒之哉， 宜勉力!”

1945年6月15日李劼人于菱窠

(《好人家》， 上海中华书局1946年版)

赏析 《好人家》于1946年6月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李劼人在这个自选短篇小说集中收录了1924年到1936年写的《编辑室的风波》等10个短篇。

李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位“写实主义”小说大家。他的创作态度是“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篇自序如同他的创作一样，处处镌刻着作者求实的思想情感。他总是坦荡荡、真切切，用明明白白的话语向读者介绍自己的作品和创作过程。

求实是立序之本，实能生辉。尤其写自序， 夸口喧天地热闹一阵，并不能换来读者的好感。作者把求实作为立序之本，显露出了高超的思想境界。序的开头作者就这样说：“我并不要自抬身价的故意谦逊说，这本短篇小说集，都是前若干年来未成熟的作品， 自己现在好像很进步了，……我要说的是当我每回提笔写作这些东西时，并不曾苟且，而确乎用过力来。用了力而写作得不好，而只能写成这些样的东西，那是我的天分，我艺术的修养”。这话既是作者对艺术修养的概括，又是思想修养的结晶，表达了作家严肃、求实的创作态度。坦诚地说，《好人家》这个短篇小说集，在李劼人的创作大河中，确算不上有多高的地位，只是他创作过渡时期的作品，这一点作者是很清楚的。但作者对自己过去这些作品表现出一种真诚的肯定，而并未借序来炫耀自己现实的艺术成就高峰，这是作者的可贵之处。可历史有时也有这样的误会，不能为求实求真的人坦露真诚。曾经一时，“在中国文坛上，喊着写实主义，喊着大众文学，喊着大众语运动，喊着伟大的作品已经有好几年，像李劼人这样写实的大众文学家，用着大众语写着相当伟大的作品的作家，却好像很受着一般的冷落”。(郭沫若《中国左拉之待望》)老实人吃亏的事是有的，但总不能持久。历史通过纠偏，不是使李劼人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仍负盛名吗?

求实而无讳饰，是李劼人写序的另一特点。写开来，话闸高悬，滔滔如流，并无自抬身价或故意谦逊之嫌，这一点在序中表现得也很充分。序中历数了他从1912年开始文学创作以来的60个短篇小说，并附以朋友们对一些作品的记忆，连《死水微澜》、《暴风雨前》、《大波》等名篇宏著也记在序中。乍一看，好像作家在有意自炫。细细想来，是在为读者提供作家创作的真实背景，来帮助读者认识那个创作的艰辛年代。当时的作家，在颠沛流离中坚持创作， “因为出门几次，搬家几次，历来所积存的报纸杂志，以及若干有用的书籍，大部化为乌有;而自己所写作的，只有若干题目还存在自家的脑里，和几位老友的口中。”正是由于有了这种特殊的创作背景， 《好人家》中的诸篇，才从残存的书报杂志中翻检出来，即成一个集子，而得以问世。也正因为有了这种特殊的创作背景，作家才对序中提及的作品和几位并非当代纱帽名公的老朋友，也就没有自抬身价或故意谦逊之嫌， 自然也无“互相标榜，众口喧天”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