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民国十八年， 旧京5月的天气。阳光虽然抹上一层淡云，风吹到人身上，并不觉得怎样凉。中山公园的丁香花、牡丹花、芍药花都开过去了;然而绿树阴中， 零碎摆下些千叶石榴的盆景，猩红点点，在绿油油的叶子上正初生出来， 分外觉得娇艳。水池子里的荷叶，不过碗口那样大小， 约有一二十片，在鱼鳞般的浪纹上飘荡着。水边那些杨柳，拖着丈来长的绿穗子， 和水里的影子对拂着。那绿树里有几间红色的屋子， 不就是水榭后的“四宜轩”吗?在小山下隔岸望着，真个是一幅工笔图画啊!

这天，我换了一套灰色哔叽的便服， 身上轻爽极了。袋里揣了一本袖珍日记本， 穿过“四宜轩”，渡过石桥， 直上小山来。在那一列土山之间，有一所茅草亭子，亭内并有一副石桌椅，正好休息。我便靠了石桌，坐在石墩上。这里是僻静之处，没什么人来往， 由我慢慢的鉴赏着这一幅工笔的图画。虽然，我的目的， 不在那石榴花上， 不在荷钱上，也不在杨柳楼台一切景致上，我只要借这些外物，鼓动我的情绪。我趁着兴致很好的时候， 脑筋里构出一种悲欢离合的幻影来。这些幻影，我不愿它立刻即逝，一想出来之后， 马上掏出日记本子， 用铅笔草草的录出大意了。这些幻影是什么?不瞒诸位说，就是诸位现在所读的《啼笑因缘》 了。

当我脑筋里造出这幻影之后， 真个像银幕上的电影， 一幕一幕，不断的涌出。我也记得很高兴，铅笔瑟瑟有声， 只管在日记本子上画着。偶然一抬头，倒几乎打断我的文思。原来小山之上，有几个妙龄女郎，正伏在一块大石上，也看了我喁喁私语。她们的意思， 以为这个人发了什么疯，一人躲在这里埋头大写。我心想：流水高山，这正也是知己了，不知道她们可明白我是在为小说布局。我正这样想着，立刻第二个感觉告诉我，文思如放焰火一般一一放过去了，回不转来的，不可间断。因此我立刻将那些女郎置之不理，又大书特书起来。我一口气写完，女郎们不见了，只对面柳树中，啪的一声，飞出一只喜鹊振破了这小山边的沉寂。直到于今，这一点印象，还留在我脑筋里。

这一部《啼笑因缘》，就是这样产生出来的。我自己也不知道我是否有什么用意，更不知道我这样写出，是否有些道理，总之，不过捉住了我那日那地一个幻想写出来罢了。——这是我赤裸裸地能告诉读者的。在我未有这个幻想之先，本来由钱芥尘先生，介绍我和《新闻报》的严独鹤先生，在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欢迎上海新闻记者东北视察团的席上认识。而严先生知道我在北方，常涂鸦些小说，叫我和《新闻报》 《快活林》也作一篇。我是以卖文糊口的人，当然很高兴的答应。只是答应之后，并不曾预定如何着笔。直到这天在那茅亭上布局， 才有了这部《啼笑因缘》的影子。

说到这里，我有两句赘词，可以附述一下：有人说小说是“创造人生”，又有人说小说是“叙述人生”。偏于前者，要写些超人的事情;偏于后者，只要是写着宇宙间之一些人物罢了。然而我觉得这是纯文艺的小说，像我这个读书不多的人，万万不敢高攀的，我既是以卖文为业，对于自己的职业，固然不能不努力;然而我也万万不能忘了作小说是我一种职业。在职业上作文，我怎敢有一丝一毫自许的意思呢。当《啼笑因缘》逐日在《快活林》发表的时候，文坛上诸子，加以纠正的固多;而极力谬奖的，也实在不少。这样一来，使我加倍的惭愧了。

《啼笑因缘》将印单行本之日，我到了南京，独鹤先生大喜，写了信和我要一篇序，这事是义不容辞的。然而我作书的动机如此，要我写些什么呢?我正踌躇着，同寓的钱芥尘先生、舒舍予先生就鼓动我作篇白话序，以为必能写得切实些。老实说， 白话序平生还不曾作过，我就勉从二公之言，试上一试。因为作白话序，我也不去故弄什么狡狯伎俩，就老老实实把作书的经过说出来。

这部小说在上海发表而后，使我多认识了许多好朋友，这真是我生平一件可喜的事。我七八年没有回南;回南之时，正值这部小说出版，我更可喜了。所以这部书， 虽然卑之无甚高论，或者也许我说“敝帚自珍”，到了明年石榴花开的时候，我一定拿着《啼笑因缘》全书，坐在中山公园茅亭上，去举行2周年纪念。那个时候，杨柳、荷钱、池塘、水榭，大概一切依然;但是当年的女郎， 当年的喜鹊，万万不可遇了。人生的幻想，可以构成一部假事实的小说;然而人生的实境，倒真有些像幻影哩!写到这里，我自己也觉得有些“啼笑皆非”了。

(《啼笑因缘》，上海三友书社1930.12初版

录自《啼笑因缘》，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赏析 张恨水是一个接触过新文化的知识分子，从少年时就开始阅读西欧的文学作品，但仍然不能摆脱旧式文人的作派，用他自己的话说， “爱读风花雪月式的词章”，后来就开始自己动手进行创作。言情小说是他最具成就的作品。写男女主人公悲欢离合、爱恨交织的故事。《啼笑因缘》写了一个富家子弟樊家树与唱大鼓的沈凤喜、卖艺的关秀姑和贵族小姐何丽娜的种种爱情纠葛。许多的研究者常常将张恨水归入鸳鸯蝴蝶派作家，但实际上张恨水同周瘦鹃、徐忱亚等人是有区别的。鸳鸯蝴蝶作家的古代士大夫气很浓，鄙视小说的影响依然留存在他们的头脑之中。如徐忱亚在《雪鸿泪史·自序》中说： “深愿阅者勿以小说眼光误余之书。使以小说视此书，则余仅为无聊可怜、随波逐流之小说家，则余能不掷笔长吁、椎心痛哭?”张恨水不同，他立志写小说，并且带着一种“叙述人生”的小说观念进行创作，所以他的言情小说并非一味注意消遣娱乐，也不同于当代小说家琼瑶的作品中没有一丝烟火气，而是加入了社会小说的因素。虽然同样写男女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却将他们的命运置于大的社会背景之下，揭示出社会怎样扼杀美好事物，写出被侮辱被损害者的不幸和灾难。樊家树本来已经和沈凤喜准备结婚，但军阀的介入却使这场婚姻成为泡影，虽然说这与沈凤喜这一阶层的弱点有关，但直接原因是由于军阀的横行无忌抢男霸女造成的。另一位女子关秀姑对樊家树暗生爱慕，但为了抵抗日寇的入侵也毅然走上了战场，两个女子的离去和当时的恶劣社会环境融为一体。另一方面虽然在小说中渗入了社会因素，但我们从书中却感受不到激烈的矛盾冲突。没有无产阶级文学中描写的阶级对立。张恨水在创作时将社会因素淡化了，凶恶的军阀很快就死了， 日本人离得还远，对人们的生活没有太大的影响，言情的因素仍然占据了主要位置。作家描写了有趣的细节，奇巧的场面，既有人情世界，又有美学意蕴，言情中有回味、有深意。形式通俗，故事生动，而且由于张恨水有着较深的古典文学素养，在他的作品中一直贯彻着“乐而不淫，哀而不伤”艺术观念，平淡质朴， 自然洒脱，所以我们看，既撩拨人的情感，又暗示人生乐趣，却又有着高尚纯洁的笔墨，可以满足不同阶层人物的口味，当它出现时，一下子便拥有了广大的读者群。

按照“叙述人生”的宗旨，张恨水在小说中淡化了自己的主体意识，不像以前的小说作者直接跳出来发表见解，而是通过生活的逻辑表现作家意识，强化爱憎。但小说毕竟是一种艺术，不可避免带上了理想化的色彩。沈凤喜和何丽娜有着完全相同的相貌，于是沈凤喜离开后，何小姐就理所当然地填补了空白。男主人公樊家树是作者着意塑造的一个形象，是作者道德准则的载体。他出身于富有家庭，既有旧学基础，又接受了新式知识和思想;既把个人道德视为人生修养必由之路，又有社会责任感，为人正直富有同情心和平等观念，却又缺乏革命者的激情和对人生的顿悟。性格随和、重交情，有时也免不了滥作好人，这个人物是张恨水自己的人格理想，也成为众多读者的理想，贫困的知识分子羡慕他吃穿不愁，中产阶级因他的正直有同情心而获得精神满足，贵族人士又可以由于他的平等思想而引为同道。大家都可以从主人公身上找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这样一个理想的典型为整部作品增添了无穷的魅力，所以《啼笑因缘》前后再版20余次，如此规模在现代作家中是极其少见的。